*制度、官僚制度。在中国史研究中，官僚制度的研究不仅于*史、官制史，而且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通过对档案史料的利用，所谓官僚的“日常世界”也逐渐成了能够被研究的对象。作为清朝的人事管理制度研究的一部分，伍跃的《清代地方官的病死和疗养》（《东洋史研究》59－2）参考了档案文书资料，对地方官的疗养手续、病死补助以及官僚告老还乡后的抚恤措施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加藤雄三的《关于清代胥吏补缺过程中的交易问题（一）》（京都大学《法学论丛》147－2）则主要基于杭州的历史文献史料，对明清时期胥吏职位补缺中常见的交易情况展开了研究，先期发表的第一部分是对清代胥吏职位补缺制度的探讨。

    长期以来，关于明代的*制度史研究一直较其他朝代的同类研究簿弱，而阪仓笃秀著《明王朝中央统治机构的研究》（汲古书院）可以说强化了对这一领域的探讨。该书由三篇构成，即考察明初文官统治体制确立的前篇、论述居官僚制度中枢部分的吏部和吏部尚书的主篇，以及考察通政使司和庶吉士制度的附篇。

    法制史。这一领域，受近年重视秩序规范问题的影响，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张显清《“洪武重典”说辨析》（《明代史研究》28），关于通常所说的洪武年间的严刑峻法主义问题，分成了前、中、后三期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前期的刑罚轻重较为适当，中期开始转重，到了后期则趋于宽缓。清水裕子《五代宋辽金元对唐律继承的谱系及明律编纂过程中唐律的影响》（《史料批判研究》4 ）阐述了明律中呈现的唐律观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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