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学报》82-1),该文认为,土木之变中京营崩溃以后,为了解决防卫问题,许多义勇、民壮被招募和组织起来,进而被编入军籍进行管理,而最终导致明代的卫所制向募兵制方向倾斜。
二、对外政策及东亚海域世界
对外政策。檀上宽在《明初的对日外交与林贤事件》(京都女子大学《史窗》57)一文中,依据朝鲜王朝的官方文书集《吏文》,对被称为引发了日本与明朝断交(洪武十九年至建文三年)的林贤事件进行了重新探讨。他认为,成为勘合制度实施之发端的“诸藩之不实”与胡惟庸案件之间的所谓联系纯属捏造,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阐述道,为使断绝日本和明朝政府之间外交关系的理由正当化,林贤事件被利用了。涩谷浩一《伊滋马洛夫使团与仪礼问题》(茨城大学《人文科学论集》34)是对清朝政府与俄国之间外交礼仪问题的研究,作者根据自己发现的康熙皇帝亲笔的理藩院书简草稿论证说,此时的外交礼仪纠纷主要起因于两国之间认识上的差距,即清朝认为使臣不过是皇帝的使者,而俄国方面则将其看作是君主的代言人,因而要求给以相应的待遇。不过,康熙帝也意识到了俄国皇帝是与自己对等的,而且为了优先解决围绕外蒙古国境的交涉问题,最终还是答应了直接接受国书。
东亚海域世界。在这一领域,松浦章在《关于清代雍正时期童华的〈长崎纪闻〉》(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33)中,详细介绍了雍正七至九年任苏州知府的童华所著《长崎纪闻》的内容,认为其记述比较准确,并指出当时清朝官员对日本的关心主要在于铜。他的另一篇论文《清代雍正朝官吏的日本观》(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江户和明治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农文协)也论述了与此相关的问题。另外,新宫学《十六世纪末的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的讲和交涉》(《西村山地域史研究》18),以明代使臣赏赐给上杉景胜的明朝冠服和附属的兵部札(藏米泽上杉神社)为线索,论述了文禄之役(即1592年、文禄元年——丰臣秀吉第一次侵略朝鲜。译者注)后日本和明朝政府的讲和交涉情况。作者发现,交涉过程发展到了将丰臣秀吉册封为日本国王的阶段。
关于中国和琉球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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