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哲人”的孔子很可能是两个，然而对我们今日而言，“政治哲人”而非仅仅本己或属人的孔子，当然只有一个，而且是绝对仅有的、惟一的和不可重复的；换句话说，“两个孔子”的问题，正如“苏格拉底之死”以及“孔子（又岂只是孔子）之活”一样，乃是哲学的问题——它并不必要属于当下的每一个人；当然，人们也不特别关注它。而为今日大家（the mass）关注或可能关注的，似乎（而且也或最好）应当是“政治哲人”的孔子。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孔子”。

那么“一个孔子”或者一个“政治哲人”的孔子，其思想的本质与核心是什么呢？

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论题，却让人们思考了几百年、求索了无数遍，即使时至今日，汉语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却依然并不统一：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当然，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庸”或“中和”。诸如此类，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时间竟让人无所适从。然而《礼记》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58]？“行修言道，礼之质也”[59]？《汉书》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60]者乎？此外，子不曰：“吾道一以贯之”[61]？不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62]？若任凭当下如此的“多元”、“多义”的相对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或者虚无主义恣意妄为的话，则恐怕即使连“一个孔子”，都难以确知了——其实所谓“多个孔子”，就等于说是一个都没有或者说一个都不要，因为这样的孔子显然已被彻底肢解了，完全湮没了。既如此，则岂不悲乎！

但也不尽然。除了前述张秉楠与郭沂先生的意见外，其中尚有两种意见值得关注。一是在罗祖基先生发表的《论孔子思想中礼、仁与中庸的关系》[63]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仁是孔子思想的伦理范畴、礼是其思想的政治范畴，而中庸则是其思想的哲学范畴；其中，中庸又是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整个思想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而前两者则均不能构成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一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但将仁、礼与中庸简单地分别划归于伦理、政治和哲学三个范畴，从而单捭复阖、平列起来，判然三分、等量齐观，却失之于散。孔子思想的确在于伦理，但在本质上更在于政治；其思想的确是哲学，但具体地说，却又是一门政治哲学。如《礼记》中曾载孔子的话：“人道政为大”[64]。其中所谓“人道”，在本文看来，它大概便相当于今日之所谓“伦理”；而所谓“政”，则不过就是今日之所谓“政治”。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是伦理而且又是其中最大的伦理；也就是说，伦理与政治二者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没有脱离开伦理的政治，也没有脱离开政治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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