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中庸”的最本真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中”或“中庸”，其原初之意就在于人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样一种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又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至于“发”并且“发而皆中节”，便是所谓“和”或“中和”或者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同时也只有“致中和”，“天地（才能）位焉，万物（才能）育焉”，从而才能够真正达到“生生之谓《易》”这样一种境地，实现《易》之所谓“生生”——即生之又生、持续发展，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但这个“和”或“中和”，必须通过“中”或“中庸”才能够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所谓“中和”，乃是“中庸”所企盼达致的一种目的、结果或者归宿而非什么手段、途径或方法，而且舍此而外，别无他途。于是乎它才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于是乎孔子才要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人而言，却殊非易事。于是乎孔子才紧接着要说，“民鲜久矣！”而他本人，似乎也并不例外。于是乎他必然要为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代价呢？被迫“去鲁”、“去父母之道也”、颠沛流离、周游列国，而且这一“去”一游，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而人的一生到底能有几个这样的十几年？
十几年对人生而言，不长也不短；但对于一个流亡者、一位年过五旬的老人来说，一定是相当漫长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然而他又求索到了什么呢？依本文之见，大概也就是这“中庸”二字——它意味着“喜怒哀乐之未发”，意味着“天下之大本也”，意味着从容、圆润、清明与温良；但究其实，它乃是“道”，乃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71]——或者干脆就管它叫做“中庸之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72]的确，如果他在五十几岁“去鲁”前便已闻知了这个“道”的话，那么他后来还可能会“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还可能会“累累若丧家之狗”么？不知道他这句感慨具体是何时发出的，但却一定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近七十岁的他彻底告别了其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而“归鲁”、“反乎鲁”之后。由此可见，此时此刻的他，终于“闻道”了；但事有不巧，偏偏就在他“归鲁”、“反乎鲁”后的第五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亦即在其七十三岁的时候，他真的就死了。短短的五年，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不啻于短暂的一瞬，而且更似乎于一旦一暮、朝夕之间，然而孔子却死。难道真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既如此，则“道”不可“闻”乎？
关于哲人孔子的死，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曾有过一段极尽文学化色彩的渲染：“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而涕下。谓子贡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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