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如果将政治归属于上层建筑、伦理划归到意识形态并由此而将二者判然二分的做法，大概要算是近代以来历经“启蒙运动”（enlightments）后一个的最缺乏理论想象力的事件。同时，即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与政治二者亦不可分，而且政治也同样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政治与伦理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源于伦理而又高于伦理。否则，那种已脱离或完全了伦理的“政治”便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治”而是所谓 “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或者用托马斯?曼的话说，“非政治的政治”（unpolitical politics）[65]，为孔子七十岁前所不断深刻批判过的“政治”。
二是在杜道明先生发表的《有关“中庸”的几个问题》[66]一文中亦曾明确指出，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一以贯之”的并不是“忠恕”而是“中庸”。而长达两千年的“忠恕”、“一以贯之”之说则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因为“中庸”才是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基础和灵魂。尽管在《论语》里“中庸”一词仅见一处，但它却具有统领诸德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尽管儒学经典文献中有“亲尊”、“仁义”、“孝悌”、“义利”、“忠信”等诸如此类、两两相对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传统思想理念，但正有如唐代学者李观之所言，“二为儒之臂”[67]，无“二”便非“儒”；亦所谓“二元论是所有人的王”[68]——在这一点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似乎也并不例外甚至于更是其中最为典型者。因此单一的所谓“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德目”/理念，至少在原始儒家那里，其实并不存在，而且即使存在，从单方面上讲，亦将无从取义；否则，若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流于一端、蔽于一曲，则必将失其本义，进而最终不免于陷入庄子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69]的思想状态。
而在本文看来，孔子思想的本质与核心十分明确，就在于“中庸”二字。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纵观儒学经典文献，只有“中庸”一词才被提升到这样一个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不可动摇、毋庸置疑的地位，而其他诸多德目或理念，则往往却是相对的，都需要因地制宜、与时俱化地作出解释，正所谓“礼时为大”，更不要说其他理念。至于什么是“中庸”？不管人们作何解释，所谓“中”或“中庸”，在本文看来，归根结底，它都不过乃是一个率性自然、无为而治的“道”；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方式和方法[70]，一种人生的自然状态。一部《中庸》开篇便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应当说是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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