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就像当年孔子心目中的老子，“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其实七十岁后“归鲁”、“反乎鲁”的孔子，正是这样一个苏格拉底——一个与七十岁以前“去鲁”并背井离乡、周游列国、颠沛流离、飘乎不定的孔子完全不同的孔子，一个显然已不再从前那样“实话实说”、甚至于还有点儿“假话真说”的充满欺骗和狡计的孔子——要知道，其实尼采早就说过，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位真正的哲人是“真正诚实的”[51]；至于孔子本人，大概也并不例外——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哲人、一位真正的哲人，他不可能不撒谎，也不可能不欺骗——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活着。
“七十岁”，无论对苏格拉底还是对孔子而言，无疑都是一个至为特殊而关键的年龄段——就在这个特殊而关键的年纪，前者被处死了，而且是被当时最民主的国家雅典由500人组成的陪审团以民主投票的形式并以280：220的高票通过判处死刑的；换句话说，就在这一年，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死了，而且就死于当时的“人民”之手。有趣的是，大概也就是在七十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后者却活了，而且就活在他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之后；换句话说，如果他不如此流亡的话，那么他可能早就死了，而且也将同样死于当时的“民众”（the mass）或“人民”之手，死于他们的“民主”暴力之下。也就是说，当是时也，他之所以要流亡、之所以要周游列国，并非是出于其本人的自愿、并非是其主动要流亡的——他是被迫的，是出于无奈与被迫，或者说，是其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是为了什么“谋食”、亦非是为了什么“谋道”，而是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为了哲人自然而然、自己如尔、与生俱来、不可移易的固有的命运。这一点在司马迁笔下的《孔子世家》之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那里，弟子公良孺将其归之于“命也已”；同时，《论语》中的孔子亦将其归之于“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52]，并且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53]。此外，甚至弟子子夏还转述过乃师的话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54]这一切，的确可以说是“哲人”的宿命。然而为了这个宿命，七十岁的苏格拉底死了，而将近七十岁的孔子却活了——但他却付出了为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代价，也经历了常人所难以想见的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活。于是乎，他才可能会由此而发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感慨——“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然而，他毕竟还是活了下来。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之死”乃是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要知道，仅仅是为了这个问题，柏拉图就曾在为自己所创立的“柏拉图学园”之中思考了整整一生。于是乎，“苏格拉底”便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笔下发生了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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