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到底有几个？今天看来，似乎已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孔子往往是“多面孔的”（multifaceted），而其思想意旨亦常常是“多声道的”（multi-voice-channel）。其实，历史上早就曾有过多次所谓“真假孔子”之争了，而且似乎从未有过哪个人会认为自己的“孔子”不是那个“真孔子”；即使时至今日，毋庸讳言，这一成见却依然故我、方兴未艾，甚至在当下到处充斥着“多元”、“多义”的价值相对主义（relativism）、绝对的相对主义或者叫做虚无主义（nihilism）的现代或后现代的（post-modern）旗帜下还大有一股“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于是乎，我们总会看到，诸多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无花八门、不着边际的“孔子”生焉。

但其中的问题却是，2550多年前的孔子到底有几个？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多个？若除却古往今来、不同时代，因应一时一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之需而为人强加于孔子本人身上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或充斥着“神圣化”（sacrificed）或极尽于“妖魔化”（evilized）色彩的诸多外衣，则势必会发现，历史上本己或属人的（personal）孔子，是绝无仅有的、惟一的和不可重复的，只能是一个而不可能是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三个、三个以上甚至于多个——少而精，多则祸。

一、“三个孔子”

据《论语》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由此可见，本己或属人的孔子，其思想意象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经历过一个自然生发过程的，而且这个过程，同时又总是伴随着其年龄的不断自然增长而逐渐发生着不尽相同、气象万千的变化：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并且这一思想变化又是他本人亲口说出的。于是乎，便不能不引起汉语思想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要知道，这一细节太重要了。

早在1990年代，张秉楠先生即在其发表的《礼?仁?中庸——孔子思想的演进》一文之中明确指出，孔子一生思想的发展历程当分作“礼”、“仁”、“中庸”三个时期。并且指出，孔子三十七自齐返鲁为其思想前期与中期的分界，而六十居陈则为其思想中期与后期的分界。孔子前期立论多与“礼”有关，而其有关于“仁”的主要论述则集中在中期，至于“中庸”、“中行”则是其居陈以后的新提法。于是更由此而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孔子思想的演进，当以“礼—仁—中庸”为基本脉络。此外，在他看来，孔子这一思想演进的历程，不仅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大体上符合孔子对其本人的思想演进过程而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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