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具体而生动的时间表述[2]。这一认识和看法，不仅应当说是颇具说服力的，而且也应当说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与此同时，无独有偶，郭沂先生亦尝作如是观：“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而且，这三个阶段又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3]——这一意见，也应当说是十分独到、颇有见地的，而且亦大概可称之为不争之言、不易之论。从总体上说，两种意见似乎在说着同一个意思；而在这同一意思之下的孔子，好像已不再是一个，而是三个——即“前期”/“早年”“礼”/“礼学”的孔子、“中期”/“中年”“仁”/“仁学”的孔子和“晚期”/“晚年”“中庸”/“易学”的孔子。如此理解，大概不会有错。
总的来说，这两种关于“三个孔子”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并不意味着它们便没有什么商榷之处。仅就前一种意见而言，其立论显然是源自于《史记?孔子世家》。因为今日若考察孔子的行年，除了《左传》和《论语》等文献中的一些支言片语外，相关的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资料，大概就要算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一篇《孔子世家》[4]了。然而遗憾的是，太史公在那里，似乎并没有那样说——不但没有明确地说，甚至于连一点儿有关的暗示都没有。那里的孔子，似乎自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或者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5]——也就是从他五十四、五岁的时候起，就已开始“去鲁”并从此而开始了其长达十三、十四或十五年[6]的颠沛流离、周游列国的流亡生涯了；直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而“归鲁”、“反乎鲁”，十几年间，作为一位“流亡哲人”的孔子，其思想似乎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且此期间居无定所、飘乎不定的孔子，其思想也不可能发生什么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正所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7]——此乃人之常情，而且更是“哲人的孔子”当是时也之最基本的现实处境，因而大概不难理解。况且《论语》中显然已是晚年的孔子，何以在谈到自己时，在谈到自己的“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之时，仅有一个由连词“而”字带出的“志于学”、“立”、“不惑”、“耳顺”及“知天命”几个字，而当他在谈到自己的“七十”时，却说了“从心所欲，不逾矩”整整一句话？这难道不是很奇怪么？换句话说，其“七十”前后，难道不是其一生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好的分界而是其“三十七”和“六十”——孔子本人有这么说过么？而且无论是其“三十七岁自齐反鲁”还是其“六十岁居陈”——在此期间，除了奔波和不停地奔波外，他曾有过些许可以用于思想的从容么？此外，我们倒知道，“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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