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当然，这倒并不是在怀疑或者颠覆孔子本人对“仁”的首创之功；但作为孔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一个重要理念的“仁”，在“礼”的面前，似乎并不特别拥有优先权和优越感——要知道，孔子的“礼”，显然已是经过其有“所损益”的，断不可与夏、商、周三代之“礼”同日而语，混为一谈。这正如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9]；亦正如《礼记》中之所谓，“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20]。而且远的不说，仅在清代学者看来，阮元曰：“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21]；唐晏曰：“古之治天下者无所谓法也，礼而已矣”[22]；曾文正公云：“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23；而凌廷堪则亦云：“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不必舍此而别求新说也”及“圣人之道所以万世不易者，此也”[24]——由此可见，在清代学者那里，“礼”无疑乃是儒学中最重要的思想理念。因此以为孔子思想的发展演进乃是遵循着“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思想理路甚至认为“仁学”胜于“礼学”而“易学”又胜于“仁学”，进而将孔学的发展分作如此“三个阶段”（或者说是“三个孔子”）的认识和看法，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也并不是说上述两种意见便全无可取之处。譬如前者将孔学的最终落脚点明确定位在“中庸”、“中行”之上，即是颇有见识的；而后者又将其根本精神置放于一部“易学”之中，亦不无道理。什么是《易》？《周易?系辞上》中说得十分明白，“生生之谓《易》”。也就是说，所谓《易》，就是生之又生、持续发展，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若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庸”。那么“礼”的核心与本质又是什么？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25]；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26]。换句话说，“礼”的核心与本质，究其实，也是这个中正无邪、不偏不倚的“中庸”。而上述两种意见之共同的可贵之处，盖胥在于此。
二、“两个孔子”
综上所述，“三个孔子”的意见，显然是根本不成立的；而其最大的败笔就在于，完全无视太史公司马迁笔下《孔子世家》中的那个“哲人的孔子”，无视其一生当中为常人或民众（the mass）所没有或不可能有的长达十几年的生存困境和流亡生涯。
孔子为什么要流亡？为什么要“去鲁”、“去父母之道也”[27]？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以及在其“去鲁”与“归鲁”、“反乎鲁”前后，其哲学本质与生存状态又有何变化？换句话说，这一“去”与一“归”或一“反”后的“孔子”，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孔子？其中最关键的恐怕还是，历史上本己或属人的（personal）孔子，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有否可能是“两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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