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由此可见，即使已是五十岁的孔子，似乎也并没有像后来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知天命”，依然是心怀梦想、随召随往，依然像他往日那样慌张而又局促，依然未参透哲学、看破红尘，依然未像他七十岁时彻底结束了历时十几年流亡生活后那样“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样自信、坚定而从容。无论是他三十七岁时自齐反于鲁还是其六十岁后居陈三年，亦都不过如此。仅以其“居陈三岁”为例，当是时也，“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如此看来，所谓“居陈三岁”的“陈”，无疑乃是一个孔子之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16]的“危邦”或者“乱邦”之典型；既如此，“居陈三岁”，对孔子而言，又是怎样的一段日子呢？而且就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危邦”、“乱邦”之中，贤圣孔子又何以能够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有所思亦有所想？
由此可见，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实际上，并不一定完全就是那么回事。因此若仅以此来简单判别孔子思想发展演变的分期，进而以此而将“思想家的孔子”一分为三并以前期的“礼”的孔子、中期的“仁”的孔子和后期的“中庸”、“中行”的孔子，即“三个孔子”视之，恐怕未必妥当——其牵强附会之意，当是十分明显的。而且若抛开孔子之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及其“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两句话不谈而仅就其中间四句话而言，他究竟是不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知天命”，很难讲；换言之，其到底真的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知天命”了么？若以《孔子世家》视之，则疑问也是很显然的。因此上述有关于“三个孔子”之说，无论从单纯的历史时间断限上说还是从当时孔子个人的人生处境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即使从其整体思想发展演变的角度上看，哲人的孔子本身，也不可能会如此的黑白分明，犁然三分——包括孔子在内的思想者，其思想的生发，的确并不是偶然的，它的确需要一个自然的过程，也的确需要经历过若干个阶段，才最终可以由粗糙而精致、由不成熟而走向成熟。但是这个阶段的划分，又似乎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那样简单和粗暴。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7]。这段话告诉我们，若对一位思想者、尤其像孔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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