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伟大思想者的思想作出阶段性划分，务必以对其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一个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之生存困境的全面观照为前提——正因为“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亦因为“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因此在本文看来，在鲁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也就是说，在孔子五十四、五岁时“去鲁”之前，其思想似乎并未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至于当此之时，其思想的本质与核心到底是什么，倒是可以另当别论；而且在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84年），也就是说，在他近七十岁或者干脆说七十岁之前，其思想似乎亦未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然而倒是在他七十岁以后，也就是说，在他于鲁哀公十一年彻底结束了自己那长达十几年周游列国的流亡生涯而“归鲁”、“反乎鲁”之后，其整个思想从此才发生了根本转变——而这一转变，若用司马迁的话说是，“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若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用本文的话说则是：从此以后，他才彻底从根本上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哲人”而转变为一位有血有肉、道成肉身的伟大的“政治哲人”。
再就后一种意见而论，它似乎与前一种意见并无太大的不同，而只是将其“前期”、“中期”与“后期”之说，分别替换成了“早年”、“中年”和“晚年”，并将其“礼”、“仁”与“中庸”/“中行”之说，分别替换成了“礼学”、“仁学”和“易学”以及将其所谓“三个时期说”替换成了“三个阶段说”。究其实，则亦无疑在于主张所谓“三个孔子”。如果说前者还试图指明了“三十七自齐返鲁”与“六十居陈”这两个以孔子年龄为基准的关于其思想发展演进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之分界的话，那么后者之所谓的“早年”、“中年”和“晚年”这一说法，则未免显得笼统、模糊而有失准确——尽管其曾为此而解释说，“史载，孔子六七岁为儿嬉戏时，就‘陈俎豆，设礼容’。及长，又问礼于老聃。这说明孔子早就立志继承与弘扬传统礼学。向孔子请教仁的，大致为孔子中年以后的弟子，这说明仁学乃孔子中年所创。至于孔子晚年学《易》的过程以及其易学遗教”，则亦曾作过专篇讨论[18]。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这个“早年”、“中年”和“晚年”之说，毕竟是太牵强了。到底要多大算是“早年”、多大算是“中年”，又多大算是“晚年”呢？这首先就是需要作出辩护和审理的问题；而为其所作出的说明和解释，又毕竟是太单薄了。而且仅仅依据“向孔子请教仁的，大致为孔子中年以后的弟子”，就可以说明“仁”在“礼”后、“礼”在“仁”先么？然而谁不知道所谓“礼”乃是整个儒学中的一个后起的理念？先有所谓“仁”、“义”，然后才有所谓“礼”；而且其中可以证成这一儒学基本常识和说法的最经典的文献，就是《中庸》里面的这样一段话，“哀公问政。子曰：‘……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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