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年开始自己流亡生活的孔子已经是五十四、五岁的人了。然而当此之时，仅仅作为“哲人”的他似乎还太年轻，而且与其他所谓“哲人”并无不同——仍然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鄙视政治与道德、鄙视政治事物和道德事物，鄙视着人事和人。仅从一部《论语》中，大概即可洞悉其此时此刻那种极端典型的“自然哲人”状态。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礼？”[28]“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29]“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30]“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31]；“君而知礼，孰不知礼？”[32]“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33]；“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34]“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35]曰：“道不同，不相为谋”[36]等出自于孔子之口的诸多话语（speech）中流露和洋溢着的一股通常在“自然哲人”身上所习见的鄙夷与不屑之气、“哲人”的味道、“哲学批判” 酒神精神或牛氓气质的是十分明显的，于是乎给人一种急迫、尖锐、辛辣而又癫狂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桀骜不逊、放勒不羁的刺猬，不断地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一切。就像当年那个年轻的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名著《云》中的那位苏格拉底——刚刚拜见过蒂欧提玛时的那一位苏格拉底，尚未“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苏格拉底，一个多少有点放勒不羁、桀骜不逊，有点不知深浅、不知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甚至于不食人间烟火的走火入魔的苏格拉底（Socrates gone mad），或走火入魔的哲学（Philosophy gone mad），即一味以哲学相标榜而完全无视任何政治共同体以“意见”为基础、“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the Socrates who assailed justice or piety）；或者说，仅仅只是一位诗人、哲人、普通哲人或“自然哲人”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前的苏格拉底”，并与当时乃至于现代的一个普通公民无异。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话语是否即其“去鲁”前说过的，但纵观一部《论语》，其中同时还更多记载着其另一番饱含从容、圆润、清明而温良的话语，恰与此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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