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他所说的“大巧若拙”（四十五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就是要求艺术家通过极尽人为努力（“大巧”）的途径、达到自然天成（“拙”）的质朴境界；他有关“涤除玄览”（十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的主张，也从不同侧面触及到艺术创作和审美鉴赏的直观领悟、不假认知、无法言传等特征。表面上看，所谓的“玄览”似乎很接近于西方哲学的“凝神观思”；不过，两者间的差异在于：老子强调的“玄览”并不是西方那种认知理性的“静观”、“沉思”，而是一种与“无为”—“无知”融洽无间的情感体验、直觉顿悟。所以，所谓的“玄览”既不强调“观看”（“大象无形”、“为腹不为目”），也不强调“思维”（“智慧出，有大伪”），而是更专注于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专气致柔”、“和光同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老子提出的这些“无心插柳”的见解，在某些方面反倒要比许多就艺术论艺术的“有心栽花”的观点更切近于美和艺术的内在本性。
五
李泽厚指出：在人生境界的问题上，西方常常是由道德走向宗教，以宗教的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常常是由道德走向审美，以审美的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v] 这一比较相当精辟；不过，严格说来，把中国哲学推崇的人生理想境界概括为“审美”，似乎还有欠精准。实际上，中国主流哲学总是把“天人合一”的“美乐”状态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本性和善良道德的内在统一为基础，在“美”的存在样态中获取“乐”的高峰体验，却很少把西方主流哲学强调的那种“主客二分”式的“审美”活动（亦即“主体”之“人”观赏“客体”之“美”的活动，所谓“aesthetic”）看成是人生的理想境界。[vi] 在这方面，老子恰恰又是一位首倡者。
从老子哲学的总体看，他无疑是把“道”自身的那种本真存在样态——“无为而无不为”视为“人”在生活中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他在“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十九章）的论述中所突显的那种“一”以贯之的存在状况。但如上所述，人的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存在样态，恰恰也就是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的途径，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实现的真、善、美三者的直接统一，因此不仅是“见素抱朴”的“其德乃真”，而且是“含德之厚”的“涤除玄览”。换句话说，在老子看来，人与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素朴存在自身，就已经既是“真”、又是“善”、也是“美”。相比之下，西方主流哲学所说的那种旨在通过欣赏美和艺术获取超越性愉悦享受的“审美”活动，在老子那里恰恰被看成是不仅不能构成理想、反而应该加以拒斥的东西，也就是他所谓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美言不信”等等。就此而言，我们显然不应该把老子认同的人生最高境界简单地归结为“审美”的境界。
无可否认，由于大力突显“无为”的意义、充满原始历史的底蕴，老子认同的人生理想境界很容易给人留下“层次不高”的表面印象。诸如“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圣人为腹不为目”、“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这些说法，倘若与先秦儒家倡导的“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美善相乐”（《荀子·乐论》）相比较，乃至与后来庄子说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田子方》）相比较，都显得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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