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问题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集中研究“类”。我国很早就发生了“类”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我国古代数学等学科直接联系，同时还是数学等学科科学方法的某种体现。我国古代逻辑学家们所研究的“类”涉及“类名”、“类行”、“类同”、“知类”、“察类”、“别类”、“异类”、“比类”、“推类”等多种情况。如果从自然科学[注: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实际上就是对比较、类比、归纳等几种逻辑方法的使用。

    儒家的孔子、荀子，墨家的墨子以及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是公认的对“正名”论有所贡献的思想家，而道家对“正名”论的贡献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应用推理方法来阐明问题的道教典籍很多，而其中《淮南子》的突出贡献很是引人注目。力图以其所谓道家“通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淮南子》[9]对推理问题的研究颇有深度，在推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淮南子》对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类可推又不可必推”的重要结论，这也是推类中所要遵循的原则。《淮南子》认为万物存在着自然之类，《淮南子·地形训》：“各以其类生”；人们可以做到知类，《淮南子·时则训》：“察物色，课比类，量小大，视少长”；具有类同关系的事物可以进行推类，《淮南子·览冥训》：“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淮南子》在肯定“类可推”的同时，亦认识到事物的极其复杂性，认为“类不可必推”，《淮南子·说林训》：“人食礜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客观地说，《淮南子》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推类理论是有一定贡献的，《淮南子》提出的“类可推而又不可必推”虽然对得事之“所由”的理论分析还有不足之处，但它毕竟为解决类是否可推指明了方向，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我国古代归纳逻辑的内容。

    运用逻辑推理阐明观点后来成为道教思想发展的一个主流，其典型代表人物是著名道家葛洪。在中国古代逻辑推理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综合性推理表现形式——莲珠体的出现。连珠体往往将演绎、归纳和类比融于一体。但是，它又与一般的省略式和复杂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连珠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繁荣时期，两晋时期更是达到了高峰。“陆机和葛洪是制作连珠的两位巨擘。”([10].p.98)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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