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处于衰世(社会变动转型)的老子果真能做到“以我为主”(我为准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处于衰世的老子在独撑一段时间的以我为主的自我标准后,在少有人搭理的情况下,十分伤感地说:“知我者希”,并自我安慰[注: z指自己安慰自己。-ziwoanwei]地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老子·七十章》)。
处于衰世的老子体会到社会标准道德规范的转化:“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老子·二十章》)。在旧规范被弱化、新标准未建立之时,“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老子·二十章》)。而坚持自我标杆、准则的老子也必与众不同:“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俗人昭昭而我独昏昏,俗人察察而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这一时期的老子应该说是孤独与痛苦的:“我独泊兮,其未兆”(《老子·二十章》)。
幸亏老子不仅仅作为政治家出现,老子还作为哲学家出现。老子反省上述若干,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若干烦恼和痛苦,并表现得“宠辱若惊”,是在于过份坚持“自我”、执著“自我”、以我为主、以我为标杆和准则:“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我)”(《老子·十三章》)。反之,“吾”将以我为主的“我”和以身作则的“身”都去掉,我还会有上述的烦恼和痛苦?所以,《老子·十三章》记录了老子本人的反省警言:“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用哲学语言来说,去掉以我为主的“我”和弱化以身作则的“身”,眼前的一切将会显现不一样的场景。人没有必要非得将一切(自然、社会)统统纳入人之自我设想之中,即人不能非得将自己标准强加给别人或他人、他物身上。
在这里,作为哲学家的老子能说出这般哲学话语,还是离不开作为政治家的老子对形势的判断:形势的变化是由不得你的主观意志的,是不由你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哪有这“形与势”是往你身上靠的?你只有变化自身,不过分执著自我,去掉所谓主体性,才有可能不被这形与势所抛弃和阻隔。
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大概还作深远思考:即使能树一代之标杆、开一代之风气,引领时代规范社会,这“我”果真能永远不变?当“我”在树一代标杆之时,作为另一个“我”的“他”也在琢磨开一代之风气,此“我”与彼“我”的“他”都在为强化自我主体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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