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

事实上，清末民初以来，有关国人道德水准堕落问题已受到知识界的普遍重视。严复提出“新民德”，即道德重建思想。梁启超更倡言“道德革命”。1905年黄遵宪去世前致梁启超函中曾引用西哲斯宾塞的话:“民德不进，弊或屡易其端，而末由杜绝。”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提出“砥砺德行”，即培养高尚道德，转变社会风气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汪精卫等一批人也主张成立“进德会”。张、吴对三民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张作霖穷困出身，识字不多，他提出应在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是出于顾问幕僚的提示，抑或他本人的心得，无法考证。平心而论，这种主张，岂但不为无见，简直是陈义之高妙，迥乎不可及。吴佩孚以秀才从戎，始终不脱文人本色，他写的《满江红》军歌，高扬爱国精神，至今读之仍令人荡气回肠；他画的梅、竹国画，格调高洁清逸，水平不让专业画师，由这样的人去讲“四民主义”，且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其良苦用心，已可概见。

说起吴佩孚，他终身奉行“四不主义”（不出洋、不入阻界、不借外债、不畜私财），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援西入儒”、“返本开新”，在众多的北洋武人中能言此义者，怕只有这位吴大帅。

孙中山听了汪精卫、徐绍桢的报告，有什么表示呢？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相关记录。不过在以后的行动中，孙中山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921年年底，他在桂林军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讲话时曾说:“中国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对驻桂、滇、赣、粤军讲述“军人精神教育”时，也讲智、仁、勇军人精神三要素及理想世界“天下为公”的精义。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尚未结束，孙中山即在国立广东高师（即后来的广东大学）讲三民主义，先后一共讲了十六次。在《民族主义》讲演中，他大讲道德问题，认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地位还不如殖民地，此中最大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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