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换言之,“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什么是固有的道德?孙中山认为,“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然后他解释了它们的内涵。这些,实际是过去的“八德”,只是没有用“八德”这个词。他还要求恢复固有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段话”。他还谈到“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924年创办国立广东大学时,他更将《中庸》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校训:这个校训,至今仍被海峡两岸的中山大学所遵奉。
孙中山晚年致力于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并非出于偶然。一些研究者习惯于将他这个努力称之为回归传统,可能有点简单化了。实际上是他经人提醒,已认识到三民主义有所不足,在提倡物质文明与心性(精神)文明相待的同时,深感民德主义实为民族兴衰存亡绝续之关键,思有以振兴之。但从历史与现实计,他都无力去突破三民主义框架,只能在这三个主义中的某个主义里去作必要补充。他于是巧妙地在《民族主义》最后一讲中将传统的“八德”推陈出新,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既回答了张作霖、吴佩孚的责难,又批评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学习西洋、全盘西化的倾向,讲求恢复“国粹”,从而将民德主义有机地纳入三民主义之中,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作了完美的阐述。
民德不进,礼义不讲,世风浇薄,廉耻道丧,人类岂不同于禽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固有道德之精粹,应该是国人共同的政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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