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换言之，“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什么是固有的道德？孙中山认为，“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然后他解释了它们的内涵。这些，实际是过去的“八德”，只是没有用“八德”这个词。他还要求恢复固有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段话”。他还谈到“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924年创办国立广东大学时，他更将《中庸》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校训:这个校训，至今仍被海峡两岸的中山大学所遵奉。
孙中山晚年致力于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并非出于偶然。一些研究者习惯于将他这个努力称之为回归传统，可能有点简单化了。实际上是他经人提醒，已认识到三民主义有所不足，在提倡物质文明与心性（精神）文明相待的同时，深感民德主义实为民族兴衰存亡绝续之关键，思有以振兴之。但从历史与现实计，他都无力去突破三民主义框架，只能在这三个主义中的某个主义里去作必要补充。他于是巧妙地在《民族主义》最后一讲中将传统的“八德”推陈出新，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既回答了张作霖、吴佩孚的责难，又批评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学习西洋、全盘西化的倾向，讲求恢复“国粹”，从而将民德主义有机地纳入三民主义之中，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作了完美的阐述。
民德不进，礼义不讲，世风浇薄，廉耻道丧，人类岂不同于禽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固有道德之精粹，应该是国人共同的政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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