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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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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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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与儒学，尤其文学艺术见长，以致梁武帝称许“诸到可谓才子”，当时文士领袖任昉则对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以上所述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彭城到氏与河东柳氏一样，其家族之兴起皆肇始于晋宋之际，以武力功勋发迹；宋齐之际，其第二代人物开始致力家族文化的转型；及至齐梁时期，其家族门风普遍雅化，人才辈出，成为文学艺术世家。当然，其中也有子弟出入经史，但总的说来，其学术积累尚浅，主要倾心于文学才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由其士族化进程所决定的。因为，一般说来，寒门人物在接触到高雅的士族文化后，首先比较能够吸收、仿效的是其表面的行为举止和围棋等娱乐项目，进而是诗文音律，而经史学术的积累则需要经历更漫长的时间。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南朝寒门勋贵在士族化进程中，不仅不同房支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同一房支也会出现反复。齐、梁时期，柳氏门风之雅化渐达高潮，与柳世隆一支积极推进士族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柳庆远一房则比较固执地坚持其家族尚武之风。如柳庆远子柳津，《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津传》载其“虽乏风素，性甚强直。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所谓“劝其聚书”，目的在于促进其门风之雅化，而柳津则表现出对文化的轻视。柳津子柳敬礼，《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敬礼传》载其“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柳庆远父子皆尚武轻文，与柳世隆父子在齐梁时期努力雅化的情况明显不同(注：韩树峰先生在前揭文中指出柳氏在梁代出现了文武分途的情况，即柳世隆一支趋文，而柳庆远则尚武。之所以如此，在于前者居于建康，仕宦已“中央化”；而后者则长期居于襄阳旧里，任职地方，因而不必舍弃擅长的武功，向文化士族转化，从而继续保持其浓厚的将门色彩。“要之，中央化与地方化的不同发展趋势，是河东柳氏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这一论述颇为深刻。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晚起的权势家族，柳氏各房支的士族化进程是不可能等齐划一的，其过程必然迟速有别。其实，襄阳地区的柳氏宗族也在致力文雅化，如前文所述柳霞的情况便可说明。后梁时期，柳氏襄阳旧里宗族显支的士族化进程明显加快并完成了。其后，他们陆续入周、入隋，并奠定了这一家族在隋唐时代成为关中一流门望的基础。而在南齐、梁时期获得殊誉的柳氏显支在梁、陈之际的社会变乱中遭受重创，对隋唐时期其宗族地位升降的影响似不如其襄阳地方房支突出。)。不仅如此，即便是柳世隆之后人，在文化转变过程中，其个别人物也难免会出现“返祖”现象，表现出粗鄙的本色。如陈朝时期，柳恽孙柳盼，“性愚戇，使酒，常因醉乘马入殿门，为有司所劾，坐免官，卒于家”。柳氏如此，其他寒门勋贵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南朝新起勋贵与传统文化高门世族的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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