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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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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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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雍、梁流民又南徙而至此区域。此两种人之性质适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之北人相似，俱是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宜其为居住江陵近旁一带之文化士族所畏惧也[1]。
可以说，长江上游之江陵与襄阳为两个移民区，同时也是两个文化区。河东柳氏南迁后定居于襄阳，这表明其家族之社会地位偏低，无法进入江陵地区，更不要说东下建业了。
从柳氏南移后在东晋的仕宦情况看，其代表人物官至地方郡守，可以肯定其为士族，不过其履职之地多为边防地区，显然为高门士族所不乐为。此外，从柳氏家族文化风尚看，东晋以来，襄阳之地成为南北对抗的缘边之地，雍州地区民族杂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大族，在精神气质上更多地表现出尚武好斗和重视事功的气质，从这一角度看，柳氏无疑是地方武力豪强。因此，在当时高门文化士族掌控军政大局的背景下，无论在地域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河东柳氏无法进入门阀社会的高层。对此，《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记载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
元景少时贫苦，尝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颇有羁旅之叹。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谓元景曰：“君方大富贵，位至三公。”元景以为戏之，曰：“人生免饥寒幸甚，岂望富贵。”老父曰：“后当相忆。”及贵求之，不知所在。
在传统门第社会的长期压抑下，柳元景作为“羁旅”武士，最大的愿望便是“人生免饥寒幸甚”，至于提升门第，则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社会历史的巨变却给原本无望的寒门武力强宗提供了发展的机缘。就柳氏而言，关键性的奠基人物是柳元景，他是其家族南迁以来的第四代代表人物。柳元景之所以能够登上当时历史的前台，根本原因在于：刘宋代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结构，寒门武将势力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需要指出，刘宋建国后，加强了对雍、梁地区的经营，使得这一地区的豪门将家在征服蛮族的战争中日益崛起。刘宋统治者在内外纷争中，不断利用这一地区豪族的军事力量驱逐戡乱，进而逐步影响到刘宋军政大局。关于柳元景早年的情况，《宋书》本传载：“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寡言有器质。”可见其本人及其家族素擅武勇的作风。刘宋之初，柳元景已得到荆州刺史谢晦、雍州刺史刘道产等人的赏识。宋文帝元嘉年间，柳元景历任孝武帝刘骏、随王刘诞等人雍州幕府将帅，在讨剿诸蛮的战争中，功业卓著。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其中随王刘诞遣师西进关、陕，“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在柳元景的指挥与协调下，这一路北伐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刘宋北伐主力失利，宋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嘉北伐之役，柳元景不仅因此成为一代名将，而且预示着雍州地方豪族军事力量的崛起。
此后，柳元景卷入刘宋皇族内部权力纷争，其地位也急剧上升。元嘉末，太子刘劭弑父篡位，孝武帝刘骏以柳元景为前锋，东下讨逆，为孝武帝登基立下汗马功劳。孝武帝曾问柳元景：“事平，何所欲?”元景答曰：“若有过恩，愿还乡里。”至此，柳元景还没有摆脱地方豪强的狭隘意识。但此后柳元景主要居住于建康，其军政活动与刘宋朝廷的斗争发生了紧密联系(注：《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柳霞谓萧詧云：“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栢。常诫臣等，使不违此志。” 这是说自柳元景、柳庆远、柳世隆，相继居于金陵，这对其家族与中央朝廷及高门士族的结合，有重要的影响。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以此论云：“柳元景在中央供职，是柳氏进入高级士族圈所迈出的第一步。”。)孝武帝任其为侍中，领左卫将军，转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后来元景又参与平定臧质等人的叛乱，因功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后改封巴东郡公。大明年间，官至尚书令等。孝武帝死前，命其与刘义恭、射颜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柳元景达到了其军政权势的巅峰。
柳元景在进入刘宋权力核心层的同时，也遭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孝武帝“严暴异常，元景虽荷宠遇，恒虑祸及”。孝武帝死后，诸人一度弹冠相庆，但岂不知前废帝更为凶狂，于是诸辅政大臣图谋废黜，永光元年，元景诸人事泄被诛。由于事关谋反，元景家族遭到重创，元景长子庆宗早为孝武帝杀害，其他诸子及“诸弟侄在京邑及襄阳从死者数十人”。不过，从其家族发展的趋势看，柳元景一房虽多遭诛，但柳氏之兴隆实多有赖于柳元景之发迹。
谈到柳元景对于其家族发展的关键性地位与作用，不仅在于其以卓著的军政业绩确立了其家族特殊的“门势”，而且在于其行事作风奠定了柳氏门风的某些基调，并为其家族后辈不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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