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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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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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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下·柳冲传》)，成为唐朝中期最重要的谱牒学者。不过，总体而言，柳氏在经史学术上的成就比之文学艺术略有逊色。
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和其门风的不断雅化，其家族门望也不断提升，逐渐实现由权势之家向清雅门第的转变。这有多方面的表现。
其一，就柳氏人物交际活动看，柳元景在宋孝武、前废帝时，虽然位列三公，“荷恩宠遇”，但其交际范围主要局限于寒门勋贵的圈子，《宋书》本传载其与颜师伯等“常相驱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也载：
柳元景、颜师伯尝诣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见之悄然改容曰：“夫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吾与诸公并出贫贱，因时际会，荣贵至此，唯当共思损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乎!”于是插杖而耘，不为之顾。元景等徹侍褰裳从之，庆之乃与相对为欢。
沈庆之虽同为寒门武将，但对柳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的炫耀车服的行为不满。高门士族对这种暴发户作风自然更是嗤之以鼻（注：《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宋孝武帝喜谐谑，“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 所谓“北人”，是当时士族门第轻视晚渡北来人物的称谓，只是孝武帝没有直接羞辱柳元景为“老伧”，但轻视之意是相同的，显然将其排除在士族门第之外。又，《南齐书》卷四六《王秀之传》载琅邪名士王瓒之不趋权贵，“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王瓒之为宦“未尝诣一权贵”，被誉为“朝隐”，对柳元景之类的武人更是不屑一顾。）。
宋齐之际，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得到士族社会的认可，进入名士阶层的交际圈子，如柳世隆，宋末“与张绪、王延之、沈琰为君子之交”，其清谈、弹琴等才学正是其与名士交往之手段。世隆与名士领袖王俭、褚渊等交往也颇为密切，据《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王俭称其二子柳悦、柳惔：
王俭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俭为尚书左仆射，尝造世隆宅，世隆谓为诣己，徘徊久之。及至门，唯求悦及惔。遣谓世隆曰：“贤子俱有盛才，一日见顾，今故报礼。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窥人。”
王俭作为萧齐士族社会之领袖人物，如此称赏柳惔兄弟，正说明士族社会对柳氏的态度。又，“仆射张稷与惔狎密”，柳惔性好音乐，然其妻嫉妒，“女伎精丽，略不敢视”，唯张稷拜访，其妻才允许女伎演奏，以致“惔每欲见妓，恒因稷请奏”，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柳恽在齐梁时期频繁参与萧子良、萧衍组织的名士活动，他“与谢瀹邻居，深见友爱，瀹曰：‘宅南柳郎，可为仪表。’”又载其“唯与王暕、陆杲善。每叹曰：‘暕虽名家，犹恐累我也。’”柳憕在梁代“与琅邪王峻齐名，俱为中庶子，时人号为方王”(注：以上皆见《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诸人传。)。谢举曾引见柳霞，甚嘉之，对人说：“江汉英灵，见于此矣”(《周书》卷四二《柳霞传》)。齐、梁之间，一流侨姓士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和吴姓名门张氏、陆氏等代表人物皆与柳氏子弟交往密切，称誉有加，而柳氏人物则以玄化名士之态度应对，颇为风雅。柳氏人物交际圈的改变，说明他们已为传统士族社会所接受。
其二，萧梁以降，柳氏与皇族通婚，也体现了其门望的提高。如柳偃，梁武帝下诏命令其娶长城公主；其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其女则嫁予陈宣帝为皇后。柳惔孙柳裘，也尚梁公主，为驸马都尉(注：见《隋书》卷三八《柳裘传》。至于柳裘所尚为哪位公主，则无详载。)。柳氏成为梁、陈皇族国婚的对象。士族社会尤重婚姻，柳氏之婚姻正从侧面说明其家族清望的提高。
其三，在仕宦方面，柳氏显支也与高门士族的地位相当，《南史·柳元景传》载柳世隆子柳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恽、第四兄憕及忱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复居方伯，当世罕比”。后梁时期，柳氏人物柳洋、柳信言和柳庄等分别以“民望”、“文章”和“政事”显名(注：③见《周书》卷四八《萧詧传》的相关记载。)，成为萧氏后梁政权的支柱。这与刘宋时期柳氏暴发而起的情况完全不同，依靠的是其清流雅望。综合上述，齐、梁以降，河东柳氏“东眷”在文化上已不断雅化，在门望上则实现了士族化。
三、余论：由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变化看南朝寒门勋贵的士族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甲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门阀制度的保护下，这一阶层逐渐处于封闭状态。不过，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相对性，中古士族阶层及其相关制度也是如此，其演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和更新机制。唐长孺先生《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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