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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法律思想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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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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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评价降低，尼僧群体中，戒行学养上鲜有南北朝那样的杰出者。明清时期，在江浙一带的尼僧更被讥为“花禅”。尼寺被视为秦楼楚馆，尼僧被视同娼妓，几无社会地位可言。由此看来，南北朝时期比丘尼经历的光辉历程更显可贵。
2、从世俗女性的生活状态角度考察
首先，女性以独立的姿态参与社会生活。南北朝时期，佛教结社广为流行。佛社一般称为邑、邑义、邑会、法义等，大多由在家的与出家的佛教信徒组成，多数从事以造像为中心的佛教活动。北朝女性不仅能够以独立的身份结成佛社，而且还常常和男性混合结社，在这种男女混合组成的邑、社中，女性的地位也不比男性低。由女性结成的佛社最早出现于北朝东魏时期[22]。东魏以后，由于北齐统治者推崇佛教，其间佛教结社盛行。从史料来看，女性邑的规模大致在二十几人至七十几人之间，以地域为主，往往由某一村邑信奉佛教的女性自愿组成。这种佛社，到了唐五代时期还普遍存在。不过性质发生了变化，主要活动已不再是佛教活动，而是帮助社人营葬等。北朝妇女不仅能够自主参与佛教性质的活动，而且还大胆参与社会活动，确实跨出闺房、走向了社会。
其次，佛教影响女性婚姻观念。南北朝女性婚姻具有自由择偶、追求理想婚姻、妒性极强、再婚广泛等特色。究其原因，既有由于儒家思想在南北朝社会中影响减弱而引起的传统礼法婚姻观念淡薄；又有玄学对思想界的冲击，促进思想解放和婚姻观念的更新；也有民族融合带来的少数民族开放婚俗的影响；还有增加人口要求对婚姻观念的冲击等原因。除此之外，受广泛传播的佛教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佛学其众生平等思想很容易被人们，特别是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们所接受。因此，妇女们长期被压抑的心灵也受到强烈震撼，她们开始初步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权利。这就为南北朝妇女追求平等的婚姻观念提供了可能的社会环境。《颜氏家训·治家篇五》记载：“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23]足见妇女社会地位颇高。东魏孝静帝时（534—550年），元孝友上表云“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24]。其表述虽然有些夸张，但所述内容并非毫无社会根源。北朝妇女持家，家庭中为一夫一妻无妾的结构，而且绝非个别现象，与封建社会的其它朝代相比足见其进步性。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影响下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妇女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她们对平等专一的爱情婚姻的努力追求取得了一定成功。
总之，自进入父系社会受男权中心文化特别是中国封建宗法家长制影响，社会上普遍歧视女性。中国佛教虽然也重视男女平等，但其女性观也不可能脱离时代环境、社会风俗和意识形态来发展，而是始终或轻或重地存在着性别歧视。所以，尽管南北朝时期女性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并没有摆脱封建世俗枷锁。只能说与前代相比，女性拥有了更大程度上的自由。从中国古代史整体来看，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降低，南北朝女性地位的提升只是历史长河中部分时期部分地区的现象。由此，也显得弥足珍贵。
二、对犯罪起到了教化和惩戒作用
佛教不但宗派众多，而且典籍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对维护中国封建法律影响比较直接的佛教教义主要是因果报应观念。佛教认为，灵魂是不灭的，灵魂的轮回转化有因果关系。一个人今世的富贵贫贱，是由前世行为的善恶决定的。前世做好事，今世就富贵；前世干坏事，今世就贫贱。今世的行为又种下来世的“因”，善者死后升入极乐世界；恶者死后打进地狱。简单地说，就是现在的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现在，完全是由于各自在前世行为（即佛教所称“业”）的结果。这种思想理论，引导人们多行善事，通过潜心信佛洗刷罪恶、涤荡心灵，进而起到预防犯罪和感化教育的作用。北魏文成帝时期，昙耀担任道人统，对佛教、国家与社会有许多贡献。经过他的奏请，批准设立了“僧祗户”、“佛图户”。“佛图户”，就是寺院收容的重罪犯人或官奴、寺奴等，专供佛寺使用，从事寺院的洒扫或耕作劳役。寺院对佛图户而言，虽有剥削，也可视为国家提供感化教育的场所和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佛教作为感化教育罪犯的一种手段和内容，直至民国时期仍有所沿用。1917年，民国司法部指令以佛教因果报应感化有效方法为主以他教辅之来教育罪犯。如江苏监狱感化会和上海监狱感化会在上海成立时，首先在漕河泾监狱演讲“四大皆空妙谛”20天。一时间，各监狱皆请高僧法师宣讲佛法，囚犯捻珠念佛，秩序井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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