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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法律思想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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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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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的发展，南北朝时古代固有的鬼神观念与佛教的轮回报应之说相结合，鬼魂索命报应之说大行于世。害人者由于做了亏心事，害怕鬼神报应，思想负担超过极限，以致产生幻觉。这种幻觉发展下去，由轻而重，直到病死。颜之推在《还冤记》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太乐伎、诸葛元崇、元徽、吕庆祖、铁臼、张超、昙摩忏等许多这样的事例[26]。《还冤记》虽是一部志怪小说集，但是故事内容却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如《邓琬》篇，宋朝南郡太守张悦因犯罪被押解，途中江州刺史邓琬将他释放，并收入麾下任为冠军将军。后邓琬作乱失败，张悦害怕被杀，设计杀害了邓琬和他的儿子，用邓琬的头颅作抵押品投降保命。五年后，张悦病在床上，见到邓琬变成恶鬼来报复，因内心恐惧而死去。这里，佛教鬼魂索命报应说代替了法律的刑罚，起到了惩治犯罪的作用。
三、增强了法律对人的生命的重视
溺婴，或称杀婴、弃婴，一般指父母或其他尊亲长直接或间接剥夺亲生婴儿生命的行为。中国古代社会，溺婴现象长期存在。溺婴者有穷人，也有富人；而被害者多为女婴，也包括男婴。溺婴行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西周末期。起初，溺婴现象比较普遍，但并不被法律约束。此后各朝对溺婴行为多有禁止，秦、东汉、元等各代则加以刑罚。南北朝时期，溺婴者被处以死刑，是很重的处罚。南史载，某周姓妇女有个三岁的孩子，得了痫病。“周因其病发，掘地生埋之”。结果被人告到官府，该妇被处以“弃市”。对此，大臣徐羡之叹道：“自然之爱，豺狼独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27]。近代章太炎以此为例在《五朝法律索引》中评价魏晋宋齐梁五朝法律“重生命”，“父母杀子同凡论”[28]。南朝时期对溺婴行为惩罚严厉，与佛教众生平等、反对杀生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四、影响了立法者的思想
北魏时期参定律令的大臣高允，十几岁的时候曾为沙门，名法净，不久还俗[29]，是个精通佛教的大儒生。北朝律令刑罚宽缓，与参与定律的人中有不少像高允这样佛儒皆通者有关。
北魏神麚令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30]北魏首创并为后世所采用的这一制度，是由大臣崔光首先提出来的。永平元年（508）秋，孕妇李氏因“妖惑扇乱”而犯大逆不道之重罪，当处死刑，并且是不待时而决之死刑。世宗欲立即执行，群臣不敢进谏。崔光奉命起草诏书，认为李氏虽依律当死，但因其身怀有孕，需待分娩百日后执行死刑。世宗采纳了崔光的建议。崔光的谏言，是对怀孕妇女犯死罪而又要立决的一种补充，完善了怀孕妇女分娩百日后执行死刑这一制度，是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崔光能够提出这一建议，与他崇信佛教不无关系。崔光家族信仰佛教可以说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其弟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其从祖弟长文辞官还家后，“专读佛经，不关世事”；而崔光本人则宽和慈善，“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31]。崔光平日受佛教慈悲为怀、戒杀仁爱观念浸染，正是促使他在世宗面前提出这一恤刑主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到南北朝时期已取得巨大发展，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在史料文献中也不乏佛教对法律思想产生影响的例证。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佛教等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正视佛教对包括法律思想在内的法律文化所起的作用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将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武树臣等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2]《孟子·离娄上》。
[3]《孝经·开宗明义章》。
[4]参见刘爱文：《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消费》，《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
[5][19][唐]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0、1466页。
[6][8][梁]萧子良撰：《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7、729页。
[7][唐]姚思廉撰：《陈书》卷二七《姚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2页。
[9][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十一《释普恒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1页。
[10][12][13]《高僧传》，第447、336、318页。
[11]转引自周苏平著：《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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