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关键词]尊经书院；近代蜀学；张之洞；王闿运

　　四川尊经书院的创建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过去对近代蜀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杨锐、廖平、宋育仁等少数知名人物的生平、学说上，而忽略了造就这些人物的一个特殊机缘——尊经书院。尊经书院这一前提的缺失，往往使近代蜀学的研究变成了对某氏之学的分析和解读。虽然，这样的研究并非毫无价值，但是，如果要试图把握近代蜀学的特质，这种过分偏重于某氏之学的研究进路，很可能在出发点上就已经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对蜀学两大学术传统的混淆不清。这两大传统，一个是官学传统，一个是家学传统。某氏蜀学的语境最初是在家学传统中产生的，例如，《宋元学案》列有《苏氏蜀学略》，此后，明代的杨氏、清代的费氏、民国的刘氏等等，都是以家学的面貌出现在蜀学史上。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近代蜀学并不是在这种家学传统中孕育产生的，它承继的是一个比宋代以来的家学传统更为悠久的传统——汉代的官学传统，相传这一传统才是蜀学诞生的历史本源。以尊经书院为代表的近代蜀学，在学统上认同的是官学，而非家学，这一点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尊经书院初名“受经书院”，取自《华阳国志》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这句话，后因“有人议及受经须在京师，外省不可用受经字样”，始改为“尊经书院”。又如，尊经书院大门匾额所书“石室重开”，都直接反映出其上承文翁遗教、振兴西京之学的办学宗旨。此外，尊经书院刊刻的《蜀学编》(又名《蜀贤事略》)在建构蜀学学统的谱系时，也将西汉蜀守文翁派往长安受七经的张叔文(张宽)列于第一，奉为蜀学不祧之宗。这表面上是尊崇张宽，而实质上却是表彰文翁兴学，而文翁所兴之“学”就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学校。今天，我们把近代蜀学的学脉和统绪归入官学传统，既是对过去脱离尊经书院谈蜀学的错误视角的纠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蜀学的基本特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从尊经书院出发，近代蜀学兴起的许多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满意的解释。而本文撰写的缘起和旨趣也正在于此。
　　
　　一　尊经书院的创建
　　
　　四川尊经书院始创于同治十三年(1874)。这一年，历时近十五年、波及十八省的太平天国战乱已结束整整十年。按照儒家传统的治国方略，“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大乱之后的大治，兴办教育是当务之急。另外，这一时期，以卫道自任的湘军集团在军事上的全面胜利，起到了保护和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为接下来的学术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从宏观的角度说，尊经书院就是创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的，关于这个时代的研究资料汗牛充栋、层出不穷，无须本文赘述。这里只着重探讨尊经书院创建的直接原因，以及张之洞在其中的重要贡献。
　　《中国书院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