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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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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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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书籍。这种知识结构决定了经学与西学在他们心目中的主次关系和优劣地位。从近代蜀学兴起之始，在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上，许多代表人物，例如，杨锐、廖平、宋育仁、骆成骧、吴之英等，始终陷于这样一种悖论当中：一方面他们都赞成变法、主张维新，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不推崇西学。这是近代蜀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看出受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影响非常大。例如，吴之英在《蜀学会报初开述义》中说：
然则会何以购西书报，何以采西说?曰：此所以尊周孔也。窥鸠巢者，非欲化鸠，怒其夺他巢而据之也。探虎穴者，非欲化虎，将欲得其子而缚之归也。句践不履吴王之庭，不能老之甬东；康成不入何君之室，不能操其戈以伐之也。英与宋君、廖君之纪纲斯会者，此意也。不惟英与宋君廖君之意，会中人意也。会中人意即蜀中人意也。亦即中国人士积久欲发之意也。
这段话表明，近代蜀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完全是站在尊经尊孔的基本框架下追求维新的，主张向西方学习只是迫于危亡之际的权宜之计。在尊经与救亡的张力之下，产生了近代蜀学特殊的话语方式。例如，宋育仁《复古即维新论》曰：“今天下竞言变法，不必言变法也，修政而已；天下竞言学西，不必言学西也，论治而已；天下竞言维新，不必言维新也，复古而已。”又如，廖平《改文从质说》认为今之泰西诸国“考其政治法令，其得者颇有合于古之圣人，至其礼教风俗，则与中国如水火黑白之相反”，这正是“极古今中外之变而求一与文(中学)相对相反之质”。
从经学的角度理解西学，可以说是以尊经书院为代表的近代蜀学的一大特色。光绪二十年(1894)，宋育仁以参赞名义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写成《泰西采风记》四卷，鼓吹“西国之政，多近《周礼》”，这一说法几乎得到当时蜀学内部许多人的认可。他还认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万国之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国等、使臣爵等、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精，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如果不读这段话，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宋育仁在《渝报》上长篇累牍连载《公法总论》的真实意图。与宋育仁一起创办《渝报》的退职官吏，巴县人潘清荫在《经史之学与西学相为贯通说》一文中甚至认为：“苟明中土之旧规，即可无诧欧洲之殊俗，又况失官而学在四夷，且可参彼之有馀，以佐吾之不逮乎?”
过去的学者在研究维新变法时期的蜀学人物时，往往只强调他们兴实业、办洋务的种种事迹，而忽视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经学本位思想。事实上，维新变法时期，蜀学会举行会讲，对西学、时务只字不提，尽管《蜀学会章程》提出：“统古今中外语言文字、天、地、舆、化、重、光、声、电、气、力、水、火、汽、地质、全体动植、算医、测量、牧畜、机器制造、营建、矿学，皆听人自占，与众讲习，如有新得之学，新得之理，登报表扬。”但又强调“会学原为发扬圣道，讲求实学，圣门分科听性之所，近今为分门别类，皆以孔子经训为本，约分伦理、政事、格致为三大门。”从《蜀学报》每一期连载的《学会讲义》中可以看出，会讲的内容根本没有涉及政事、格致两门，全部在谈伦理一门，而且只讲《孝经》。正如宋育仁对会讲所作的总结：“兴蜀学以伦理为主，故每届专讲《孝经》。蜀学报论撰，首冠《人伦说》，即是蜀学宗旨所标。政事一门，亦专主稽求经术，明周、孔经世，《论》、《孟》言治，皆主封建、井田之世，立法与郡县且有不同，更无论外国民权、民主诸野说，故论井田、封建，是探古制起点所在，不得牵合汉唐，附会时务。”宋育仁所提到的“蜀学宗旨所标”的《人伦说》，由名山吴之英撰写，文章开篇就说：“人道以彝伦为重，而西学谓人受天地之气以生，父母特托始焉，故立敬天之说，据公法以割私情，其议炽若将燎焉，学会开讲以此发端，因撰是篇，原其所自。”此外，蜀学会首次会讲时，廖平也提出：“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是内圣，《春秋》是外王，内圣可以统外王，故孝经可以统万事。倘于孝字之外别求一道、别定一名，万不能统也。”
从上述这些关于蜀学宗旨的言论和主张中，我们看不到维新变法的理论，也看不到改良主义的见解，相反，却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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