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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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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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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研究》指出：“清代中后期，省级书院又有新的发展，除原来省会书院之外，在很多省会城市又增设了一些在全省或两省范围之内招生的省级书院。……这批新兴的省级书院和雍、乾时期的会城书院相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们的主流或如诂经精舍、味经书院，其创建的目的是以经史实学去救书院堕落为科举附庸的流弊，意在返回传统，推古求新，重振书院事业。”尊经书院即属于这类新兴的省级书院。蜀督丁宝桢在论尊经书院创建缘起时说：“尊经书院之设，盖有见于当时之读书者自初入塾时，率皆人执一经，至老而卒，无只字之获解，有志者悯焉。因特立一院，以为攻经之地。”
在此之前，四川仅有一座省级书院——锦江书院。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内容落伍，与当时的学术潮流严重脱节。锦江书院院长伍肇龄曾说过：“国朝初建锦江书院，大抵惟科举是务，虽曰习经，涉猎而已，未有专业教者，即欲以古学倡，其如规模之未具何?”因此，重新创建一所“以通经学古课蜀士”的省级书院就势在必行。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奉旨简放四川学政。次年四月，“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另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省城旧有锦江书院，造就不广，与督部吴勤惠公(棠)商建尊经书院，刻期兴工。”所谓“造就不广”，即指锦江书院没有培养出多少有成就的人才。这应该视为当时创办尊经书院的一个初衷，而且是在张之洞入川以前，就在川内人士间形成的一个共识。但为什么会迟至张之洞入川以后，才得以实施呢?从现存的一些史料来看，吴棠对书院的政策主要是经济上扶持，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学内容落伍、人才造就不广的问题，一切的关键还在于究竟该办一座什么样的书院才能实现“绍先哲，起蜀学”的目的。
这个关键问题最终是由张之洞来解决的。川督赵尔巽《已故大学士兴学育材成效卓著，请宣付史馆折》引用川籍绅士伍肇龄等人的话，这样评价张之洞的成绩：
自同治初年(按：“初”应作“末”)，该大学士(张之洞)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士，……士风始为一变。旋奉命提督四川学政，则会商前督臣吴棠，奏设尊经书院，择郡县高材生肆(按：“肆”为“肄”之误)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藏之，藉供生徒浏览。并开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流布坊间，以备士人诵习之资。自是比户横经，远近景慕，蜀中乃彬彬多文学矣。
这段话精要概括了张之洞为尊经书院作出的五大贡献：会商总督、延聘名儒、手订章程、扩大庋藏、开设书局。下面分而论之：
1．会商总督
清代省级书院一般置于总督或巡抚直接控制之下，要创办一所新的省级书院也不可能破例。所以，尊经书院的创建必须先与川督吴棠协商，再由吴棠直接奏请朝廷批准。张之洞在这方面显然具有前几任学政所没有的丰富经验。早在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就已经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据《张文襄公年谱》：“湖北原有江汉书院，因旧制不足以容多士，早时李文忠公鸿章，以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因商之文忠，别建精舍，名曰经心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不过是湖北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地点由湖北武昌变成了四川成都，会商的总督由李鸿章变成了吴棠。此事如果别人遇上或许会不知所措，但对于张之洞来说，却是有迹可循、驾轻就熟。
2．延聘名儒
何一民先生曾撰文谈及选聘山长对于尊经书院的重要性：“书院的山长于书院的声望和发展关系极大，故选聘山长十分重要。尊经书院之所以能声名大噪，与历任山长有很大关系。”其实山长的人选不仅关系到尊经书院的声誉，更重要的是还会决定将来蜀学发展的基本风格和走向，所以事关重大。按照清制，省级书院的山长由督抚亲自出面聘请，但在背后拟定人选名单的实际上是张之洞。据考，尊经书院创建之初，曾向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王闿运等学术巨擘和文化名流发出过邀请，真可谓集一时之选。虽然，这些学者最后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受聘。但是，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多方罗致名师的功劳不可埋没。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延聘张文虎，张文虎的《舒艺室诗存》记载了这件事，诗题为《蜀省新建尊经书院，制军吴公(棠)奏开书局，以张香涛学使(之洞)言，介李制军(宗羲)书来欲属予此席，辞之而副以诗》。此外，李慈铭、王闿运皆为同治十年(1871)张之洞寓京时诗酒唱和的老朋友，延聘他们也极有可能与张之洞有关。而王闿运后来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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