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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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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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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入川，开创了近代蜀学的一番新局面、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张之洞当初推荐所埋下的伏笔。
3．手订章程
张之洞手订的章程，至今尚未发现。后人有将《创建尊经书院记》所列的十八条学规说成章程的，实乃似是而非。按《创建尊经书院记》：“督部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事属草创，未能画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将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榷定议。诸生屡以记为请，曰：砻石三年矣。乃进诸生而语之曰：奚以记为哉?诸荐绅之公牒、吴公之奏牍缘起备具，是即记矣，不劳复出也。若夫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愿得与诸生说之。”这段话已明确指出了是张之洞受吴棠、薛焕之托草拟章程，章程拟好后，尊经书院诸生请张在章程前面再写一篇记。这是模仿阮元制订诂经精舍章程的体例，前面所引赵尔巽《请宣付史馆折》“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可以为证。还有，张之洞《致谭叔裕》称：“章程有稿存案，《书院记》即学规。”也是一个明证。总之，《创建尊经书院记》不是尊经书院章程，是写在章程前面的一篇长记，而张之洞手订章程时曾参考过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规制，虽然尊经书院章程今已不存，但从《学海堂志》、《诂经精舍志初稿》中可以略窥端倪。
4．扩大庋藏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曾胪列清代各地藏书确有数目可考的书院，于“尊经书院”条称：“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光绪年间，学政张之洞购置图书数千卷。”此处有两点需要补充：第一，张之洞捐俸购置的书是二百余部。《创建尊经书院记》明确记载：“除官发外，使者捐置二百余部。”应以此为准。第二，尊经书院的藏书远不止“二百余部”或“数千卷”。目前所知的尊经书院初期的藏书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官府置备，一是个人捐赠。官府置备的书称“官发书”，具体数目不详，据说有数万卷之多。除了捐置书籍，张之洞还为尊经书院拟定了进一步的藏书计划：“凡切要同看之书，院中须各置十许部，若注疏、经解、正史、《通鉴》《提要》《说文》《玉篇》《广韵》及考据家最著之书，周秦诸子、大家文集之属，虽费数千金，其效甚钜，不足靳也。”除此之外，尊经阁的借书制度也是张之洞制一手订立的。
5．开设书局
尊经书院开办后，由于教学的需要，对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例如，按照蜀督吴棠的提议，“入院者人给《五经》一、《释文》一、《史记》一、《文选》一、《史记合评》一。”这个类似于教材性质的书单包括：《五经》(《相台五经》)九十三卷、《释文》(《经典释文》)三十一卷、《史记》一百三十卷、《文选》六十卷，《史记合评》六卷，合计320卷。尊经书院首批招生一百名，则需购书三万两千卷。这些书中，除了《史记合评》(即《归方评点史记合笔》)是用吴棠所刻望三益斋本之外，余下四种均由尊经书院刻印。张之洞对刻书十分重视，在《书目答问》中附有《劝刻书说》，认为刻书是“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但是，由于书院草创，经费不足，张之洞时期的尊经书院“主要刊印一些经史小学类重要书籍，除《书目答问》《輶轩语》外，几乎都是重刻本，其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借用成都书局覆刊内府本刷印的。”尊经书局刻书事业的真正辉煌，则要到王闿运掌教之后了，但是，张之洞的草创之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除了上述功绩之外，张之洞还为四川的学子们编写了两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輶轩语》分“语行”、“语学”、“语文”三篇，着重讲治学的方法。《书目答问》是一本目录学著作，它开列了初学者宜读四部要籍书目及最好的版本，为学生指点治学的门径。这两本书后来曾风行一时，令四川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蜀地的学子们始知八股试帖之外，尚有朴学。
张之洞离任后，在致继任学使谭宗浚的信中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倦倦不忘。”可见他对尊经书院寄予了很深的感情，后来官居要职之时，仍对尊经书院的学生偏爱有加，屡屡提携。同样，尊经书院的学生也对他尊崇备至。例如，杨锐称颂张之洞是“举巴蜀而齐鲁之者”，这句话用的是《华阳国志》“文翁兴学”的典故：“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杨锐实际上是把张之洞视为文翁再世。
二 尊经书院学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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