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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时间:2009-7-24 13:44:20  来源:不详
人对尊经书院的设计,大约是想模仿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学制,为四川培养出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学术倾向上是偏重朴学的。这种倾向从尊经书院最初邀请的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等人皆为江浙一带的朴学大师,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些大师都没有接受邀请,最后只好选择薛焕为山长。按照清代的惯例,“督抚聘请名师为山长,其资格为大儒或本省还籍一二三品之巨官。”薛焕是个在籍侍郎,而非大儒,他是以正二品巨官的身份出任山长的,在学术上并无建树。真正影响书院学风的是两位主讲:钱保塘、钱保宣。二钱都是浙江人,据说,光绪四年(1878)冬,“学政谭宗浚集尊经诸生三年以来课艺及下车观风超等卷,刊为《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钱之教,识者称为江浙派。”可见,在尊经书院初期,江浙派学风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王闿运掌教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学术上从江浙派一变而为湖湘派,这是尊经书院学风的一次重要转向。过去,研究者大都将其简单归因于受王闿运的影响,而忽视了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试问,《蜀秀集》刊成,为何会有“识者称为江浙派”?如果了解一下当时那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句话是有弦外之音的。此处的“江浙派”,表面上固然可以理解为学术上的江浙派,但其深意恐怕是暗指政治上的江浙派。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发,到了光绪二年(1876),这个案子已经发展演变为朝中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牵涉甚广,“其中有科名门地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而四川总督丁宝桢恰好就是这场斗争中的风云人物,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成为两湖籍官员的首领,同以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势力抗衡。在这种形势下,浙江籍的二钱在四川被指为“江浙派”,指认的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此后,二钱在四川官场和学界遭到排挤,而尊经书院的学风也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实施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湖南人王闿运。
  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受到总督丁宝桢极高的礼遇,入院后,“樨公来,设拜执礼甚谦,近今大吏所难也。”王闿运感于丁宝桢的殷情和蜀中士习的驯善,于是舍己芸人,以成蜀学,前后凡七年。在这七年中,王闿运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  

  1)整饬书院规制。虽然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订了一套完整的章程,但由于书院草创,并未严格执行,等到张之洞离任后,尊经书院的规章制度一度废弛败坏。当王闿运接手掌教之位时,创建不到五年的书院已经出现了诸多积弊。例如,前面提到张之洞捐俸购书二百余部,起尊经阁藏之,并一手订立了借书制度。但是,王闿运入院后,却发现“院生掌书者全不经理,凌杂无章,可为叹息。”于是,作教示一篇,征院中残失书。又如,王闿运初至尊经书院时,学生中流行吸食鸦片,“馆生三百人,吸烟者至二百七十余人,吾皆汰之,推举不吸烟者,得七十余人,自是馆生无嗜烟者。”
  他还重新制定了书院条规章程,制定这些条规章程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院课的地位,二是削弱主讲的权力。他出任院长后即与丁宝桢商量,《湘绮楼日记》记载:“至樨公处久谈,略言书院规制变通,使官课不得夺主讲之权,主讲亦不宜久设,仍当改成学长,学长亦随课绌取,庶免争竞也。”这样做,一方面减少了官府对书院教学的干预,争取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把权力收归院长,为打击和削弱了二钱的江浙派做好了准备。结果这两项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光绪五年三月廿四日,“程藩使以诸生课卷不齐,县牌来责。人言纷纷,有云盐道怒我而挑之者;有云钱宝宣怨望而激之者;有云司道合谋振兴文教,讲习经策,愠我以应试为教,而专相齮龁者。言皆有因,而皆无如何。”至于二钱中的钱保塘,已于一个月前被派往清溪赴任去了,院中只剩下钱保宣(字徐山)一人。五月二日,王闿运在《日记》中说“钱(钱保宣)前阅书院二课卷,人亦俗雅,浙派之潦倒者。”第二天,“张生祥龄来,多为钱徐山言,似疑我不能容之。”表明院长与主讲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王闿运的这些做法不能简单视为文人相轻或门户之见,他这样做在很大程度是要为推行他自己的学术主张扫除障碍。
  2)开启蜀学宗风。王闿运掌教后对尊经书院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惜得罪布政使和书院主讲二钱,其最终目的是要贯彻自己的学术主张。那么,他的学术主张是什么呢?王闿运人蜀后,见丁宝桢第一面就指出:“凡国无教则不立,蜀中教始文翁遣诸生诣京师,意在进取,故蜀人多务于名。”半年以后,他又一次向丁宝桢提出这个观点:“文翁教泽未善,务于显明其门生,遂有题桥之陋,不若贵州尹珍、王守仁之正,故黔习犹胜蜀也。”后来,王代功在编《湘绮府君年谱》时,把这两段话的意思杂糅起来,列为王闿运入蜀所议第一事可见大有开宗明义的意思。在王闿运看来,书院教育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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