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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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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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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算爵。”这一天由于没有限定饮酒爵数的饮酒礼，大家至醉而止，发生了张孝楷、杨炳烈两个院生酒狂骂坐之事，“一堂愕眙，牌示责之”。第二天，王闿运还为此事郑重发布了一篇教示。紧接着，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释奠：“与监院诸生释奠，朝食后于讲堂行燕礼，未正乃罢，筋力已觉不支，幸馔羞未备，得少息耳。……已，复集堂上会食，礼成，颇有整肃之观。”践礼的效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日记》记载：光绪七年二月十五日，“释奠时班甚整肃，礼毕后以羊豕祠三君，监院行礼，待口人，至辰正方至。祠已，出堂点名，诸生威仪济济，殊徵为学之效，余心甚喜。……张生祥龄与杨生锐不和者四年，似是不解之怨，今日置酒修好，尤为大喜。”《日记》里没有说明张、杨修好的原因，但《年谱》里直接指出二人是因为在一起习礼后，关系才发生好转的：“二月十日，大昕，行视学礼，张祥龄子绂与杨锐叔乔不和者四年，同学皆以为不解之怨，释奠后，张、杨置酒修好，府君欣赏，以为足徵为学之效也。”
《乡饮酒礼》和《燕礼》都出自《仪礼》，王闿运以之教蜀士，不仅达到了劝戒感化的作用，而且预示了后来蜀学发展的某些主要特征，例如，宋育仁提出的“复古改制”说；廖平摒弃以文字分今古文的旧说，创立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的学说；吴之英穷三十之力，作《仪礼奭固》《仪礼夷固礼事图》《仪礼奭固礼器图》等，可能早已在书院生活里那一次次威仪济济、整肃庄严的习礼中就开始萌芽了。所以，后来费行简概括评价王闿运在尊经书院的成就和影响时说：“院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而彬彬进乎礼乐。其后廖平治《公羊》《榖梁春秋》《小戴记》，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家法，未尝封于阮氏《经解》，视诂经、南菁、学海之徒曰：‘经解者，盖不可同日语。’蜀学成，还主长沙校经书院。”
三 近代蜀学的兴起
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81年1月22日)，王闿运为四川尊经书院撰了一副春联：“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这是一副集句联，上联出自左思《蜀都赋》，下联出自班固《幽通赋》，两句合起来的意思是说，尊经书院这群学生堪称四海之内最卓越的人才，我要用儒家的经典培养和造就他们。王闿运认为这副对联“颇与此书院相称。”由此看来，人才济济，特别是经学人才荟萃是尊经书院的一大特色。前面曾提到，创建尊经书院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原有的锦江书院人才造就不广，所以尊经书院建立以后，历任学政都十分注意从中选拔优秀人才。本来“蜀士三万，院额百名”，能进入尊经书院肄业的学生就已经算是蜀士中的佼佼者了，但学政仍然将他们进行筛选排序，挑出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几个学生，重点栽培。这样一来，将会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几个人物纷纷脱颖而出。
光绪二年三月，张之洞按试眉州(今四川眉山市)，正逢苏祠竣工，作《登眉州三苏祠云屿楼》一首，诗中有句云：“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自注：“仁寿学生毛席丰、绵竹学生杨锐、华阳学生范溶，皆高材生，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揅经学。”张之洞提到的这三个人都是尊经书院的首批学生，其中“毛席丰”应为“毛瀚丰”之误。杨锐，字叔峤，戊戌六君子之一。范溶，字玉宾，光绪二十年进士，擅长书法绘画，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的楷书碑文就出自其手。张之洞的这首诗是后来有名的“尊经五少年”的雏形。“尊经五少年”的提法始见于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日张之洞致继任学政谭宗浚的信：“蜀才甚盛，一经衡鉴，定入网罗。兹姑就素所欣赏者，略举一隅。”他所举的五少年是杨锐、廖登廷、张祥龄、彭毓嵩、毛瀚丰。其中的廖登廷就是后来被称为“经学最后之壁垒”的廖平。谭宗浚上任后，又将“尊经五少年”的名目扩而广之，写成《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除前面的五少年外，又加入华阳范溶、华阳傅世洵、宜宾邱晋成、乐山张肇文、忠州任国铨、成都周道洽、富顺宋育仁、成都曾培、犍为吴昌基、成都顾印愚、江津戴孟恂等十一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构成了二十年后蜀学兴起的中坚力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宋育仁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此时正值维新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尊经书院成为四川维新派的一个重要基地。宋育仁、廖平、吴之英等人依托尊经书院，创办蜀学会、蜀学报，以学、会、报一体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与在京的四川籍官员杨锐、骆成骧等遥相呼应，一时间蜀学声势大振。这一时期通常被视为近代蜀学崛起的标志，既然如此，那么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从张之洞、王闿运在尊经书院所施行的经学教育来看，里面没有任何涉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内容，而变法需要了解西学，这是一个起码的前提。尊经书院学生了解西学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当时的时务书籍与报纸，一是传教士赠阅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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