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唐代诗人受拾遗补阙诸官的政治心态 |
 |
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
|
|
人不起眼的小官，而是“承密命”之近臣。从上引之制诏不难看出，授此二职的标准有四：一有文才，所谓“雅有文词”、“该通词艺”是也；二有德行，所谓“纯孝”、“达礼”是也；三有胆识，所谓“耿介”、“直言”是也；四有政能，所谓“兼政术”、“以干称”是也。而这四者中，前三者尤为重要，“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是最经典的概括。所以，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原因，担任拾遗和补阙，总能依照循资格的选官程序，自然而然地升入更高层次的官职。所以，此二职“开元以来，尤为清选”，名不虚传。
从上引的制诏中我们还能看出一点信息，帝王在将拾遗和补阙授于臣子的同时，也在标举自己纳谏用直的为政之道，所谓“广献书之路，用开纳谏之门”，因此，任用怎样的人担任拾遗和补阙，还寄托着皇帝的政治希望。如《卢告除左拾遗制》云：“告是吾贤卿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称，取自史阁，拔居谏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此乃汉文帝开谏诤之诏也。”［3］卷748而在唐文宗《答魏谏疏诏》中，更清楚地表达了他要借授谏官而开纳谏之风的意图：“昔在乃祖，贞观中谏疏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向久之。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疏，必道其所以。至于备洒扫于诸王，非自广其声伎也；恤髫之宗女，固无嫌于征取也。虽然，疑似之间，不可家至而户晓。尔能词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谔，似其先祖，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而居官日浅，未当叙进，吾岂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补阙。”［3］卷72这则制诏的内容的重心显然有些偏移，其出发点似乎不在授臣以官，而在扬君之德，授官是扬德的陪衬。用授谏官作为扬君德的手段，这在唐代政治中比较常见，这一方面说明了唐代君王喜欢在纳谏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谏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拾遗和补阙虽为低品官，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不低。
二
在正常情形下，唐代君王授拾遗和补阙是严肃的，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那么，唐代文人在接受拾遗和补阙时是什么心态呢？在今存的唐代诗文里，我们能找到许多直接的材料研讨这个问题。依照唐朝官场惯例，官员接受官职之后，要上谢表，要么自上，要么请人代上。受拾遗和补阙也不例外。今存有苑咸、吕温、白居易、柳宗元等人自上或代人上的谢表，以这些谢表为主，再参照唐诗中的相关内容，我们能较清楚地看到唐人受拾遗补阙时的心态。
“涕泪受拾遗”［4］《述怀》，感激应该是受拾遗和补阙者的共同心态。唐代选官制度比较烦繁，如果依照循资格的原则，从释褐到授从八品的拾遗或从七品的补阙，要经历好几年。这几年的磨砺能让他们感受到官扬的规则，品尝到入仕的艰难，从而对受拾遗或补阙产生一种珍惜感，感激心。而对未经选官程序，超拔至拾遗或补阙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令人艳羡的殊荣，因而更加充满感激之心。不过，由于拾遗和补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官职，皇帝授此官有其既定的标准，而接受此官的人自然应该以这一标准或重新考量自己，或勉励自己。而对这种感觉的表达形式，则是我们认识他们受拾遗补阙心态的切入点。
吕温在受拾遗之后，有很强烈的惊宠感，在《谢授右拾遗表》中，他描述自己接到诏书时的感受是：“泽濡穷鳞，雷起幽蛰。尘忝近侍，冠轶常伦。震惊失图，兢罔据。”接着他通过自述身世，展示自己的人格和情趣，表达其竭诚奉职的忠心：
臣尝学旧史，承训先臣，皆以奉上自致为荣，附下苟进为耻。臣所以既孤之后，义不因依，卖洛中之薄田，归阙下之旧宅，退藏其迹，私誓于心，不邀利于权门，不求名于众口，星霜苦节，夙夜精诚。唯愿投躯盛时，自结明主。愚诚神感，人欲天从，果蒙陛下自记姓名，猥怜孤直，振零丁于绝望，拔暧昧于无阶。独断皇明，超生至清列。俯降中贵，内赐官告，特建恒例，光宠贱臣。俾其不出户庭，坐生羽翼，万乘知己，一鸣惊人。公朝得尽节之方，私室无谢恩之处。顾惟凡陋，叨此殊尤。缠激血诚，铭镂肤骨。采拔恩重，泥途感深。毕性命以为期，裂肝胆而何述！［3］卷626
吕温是唐德宗时期受王叔文的推荐而为拾遗的，《旧唐书·吕温传》载：“顺宗时在东宫，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贤时之英俊以自辅，温与（韦）执谊尤为叔文所，起家再命拜左拾遗。”任职拾遗是他远大政治前途的开始，吕温是一个极有政见而且秉性比较刚烈的人，是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尽管历史上对他品性的评价并不高，称他“性多险诈，好奇近利”［5］《吕温传》，但从其政治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有政治主见的人，是一个有着极强的功名心的人，这篇谢表中也表现了他这一方面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