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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诗人受拾遗补阙诸官的政治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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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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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拾遗“选重”和“秩卑”这一不对等特性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住了拾遗官的职责和风险，把“不爱身”、“不惜位”作为任拾遗的基本原则，这其实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敢于直谏、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白居易深得儒家美刺之术，在强调自己一定尽谏臣之职时，对宪宗皇帝的政治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说自己只会在皇帝有“万一”之差误时，才会“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以申感恩报德之意。这虽然只是谦卑之说，但他不放过皇帝“万一”这差误，充分说明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是非感，表明自己将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谏臣。拾遗这一官职给白居易带来的是荣耀，是自信，是激进。
除了直接向皇帝陈谢或者道贺之外，受拾遗之后，朋友之间也有道贺的，在这些道贺的文字里，我们也能看到时人对拾遗这一微职的敬重态度。晚唐刘蜕的友人自外府协律郎召拜为右拾遗，他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贺友人拜右拾遗》文，文中充满激情地展望了友人远大的前程：
今日街东见诏书，以执事拜右拾遗，朝廷之意将有在择能言者而使之言哉！虽执事材气壮健，它日无不乘之，若骤以地迁耶，未尝有也。故蜕谓朝廷之意将有在也。鲁欲用乐正子为政，孟子闻之喜而不寐。仆不止为执事，且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复贞观之业，自此敢伺察者，必当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旧所嫌忌出弃者，稍稍引用。蜕幸未老一二年，得见朝廷治平，著歌谣为训诂也。然人世几何，时不可遭，伏惟执事饮食起居，无忘丞相意。［3］卷789
刘蜕是宣宗大中年间进士。宣宗是晚唐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史称“小太宗”。史载：“上（宣宗）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令狐），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7］卷248刘蜕文中所说的“丞相致主上，复贞观之业”所言即此。又，晚唐牛李党争激烈。唐武宗时期李党李德裕执政，大贬牛党；宣宗时，牛党白敏中执政，“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7］卷248刘蜕文所说的“旧所嫌忌出弃者，稍稍引用”，正指此事。如此看来，刘蜕此文是有所指的，正像他在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不止为执事，且为天下不寐也”，因为他觉得，朋友自协律郎拜为右拾遗，正好赶上了一个“敢伺察者必当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的时代，他认为朋友任拾遗，是朝廷将要重用他的开始，所以他希望友人“无忘丞相意”，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饮食起居方面，都要以谏臣自勉，直言敢谏，以实现“朝廷治平”。在这篇贺文里，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寻常的朋友之情，而是一种关乎国家前途的思索。他从朋友任拾遗中所看到是一种重谏重贤的政治风气，因而，他对朋友的期许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升迁，而是朝政的清明与否。
三
在唐人受拾遗的心态中，除了感激之中的积极向上的功名欲的满足之外，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那便是辞谢。虽然他们没有受官，但朝廷出自政治利益，下召征拜，因而他们的不受，也便构成了唐人受拾遗心态的另一面。从历史上来看，唐代君王作为奖励，多以谏议大夫这一官衔赐给隐居的有道之士，拾遗一职给得不多，因为拾遗是一个低品级的官，作为荣誉尚有些不够体面，所以拾遗一职常用作实职来鼓励那些隐居者，而大多数隐者也都能接受此职而踏入仕途。不受拾遗的隐者较少，这里我们仅以费冠卿为代表来探讨这种现象。
费冠卿，字军青。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进士。母丧庐墓，隐居九华山少微峰。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刺史李仁修举孝节，召拜右拾遗，辞不受。今存有《九华山化成寺记》［3］卷694。费冠卿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以费冠卿为及门。[注: 《全唐文》卷817《诗人主客图序》：“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杨乘……入门费冠卿、皇甫松。”]这是一位以孝节著称的隐士诗人，朝廷正以此下诏召征之：
前进士费冠卿，常预计偕。以文中第实录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邱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亏，清飚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亻宁移忠之效。可右拾遗。［3］卷65
显然，这则诏书与我们所征引的诏书不一样，它没有强调被征召者的文才或吏能，而是仅突出费冠卿的孝行，在传统的道德原则中，孝行是最高的德行，朝廷以孝行高峻为条件征召费冠卿，以此为榜样，培养一种以忠孝为主的道德风尚，从而达到“厚风俗而敦名教”的社会效果。因此，征召费冠卿，本意不在于他的参政能力，而在于他任职拾遗所产生的道德感召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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