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关键词：行宫制度；宫廷政变；玄武门学说
　　
　　一、隋唐两代的行宫制度
　　
　　行宫亦即离宫别馆，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从殷纣王开始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史称殷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渐其间，为长夜之饮。”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代以来更形成一种制度，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
　　西汉以降，历代所建行宫的数目大都没有超过秦代，但在建筑设计上却呈现出后来者居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据初步统计，隋唐时期有名称可考的行宫共有73所，其中隋时营造者38所，唐时营造者35所，而两代并用的行宫则有14所。这些行宫中，除隋榆林宫、晋阳宫、汾阳宫、临朔宫、临渝宫、江都宫、扬子宫、丹阳宫以及唐泰山顿等距离都城(长安或洛阳)稍远以外，其余均距离都城较近，一般少于400华里。从地理分布的大势来看，行宫大多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这种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与陪都制度有关。隋以大兴为都城，而以洛阳为东都。唐都于长安，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洛阳地居天下之中，挽漕便利，又距京师长安较近，故于诸陪都之中地位尤其重要，与长安一起被唐帝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长安、洛阳既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动中心，因之行宫也就多建在此两京的附近。隋唐诸帝中，以隋炀帝、唐高宗、则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阳时间较久一些，所以东都洛阳周围的行宫多为这几个帝王所兴建。因为隋唐帝王们往返两京十分频繁，为巡幸方便起见，两京道上也营造了许多行宫。
　　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或为消夏避暑，或为冬春沐浴疗养，或为巡幸两京时沿途驻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旧宅改建以及为了军事、宗教活动的方面而兴建，其中尤以避暑宫(又称清暑宫、夏宫、凉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根据著名气候史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公元600－10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新近的相关研究揭示，这个温暖期大致从公元550年开始，到1050年结束，持续时间约500年左右，比竺可桢所界定的时间段要长1个世纪左右，整个温暖期实际上跨有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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