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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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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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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这一点在历次政变中都得到了验证。”从地理上讲，“实际上唐朝前期的这许多政变，除了中宗复位发生在洛阳外，其余全发生在太极宫。太极宫前地势的低洼，加上南门有大量南衙卫兵，因此自北门突破居高临下便成为政变者选择的方式。玄宗后来搬到地势更高的大明宫后，便在气势下(引者按：下疑当作上)压倒全城，形势也为之一变。”这样的研究分析，比之陈寅恪先生的相关论述更为细腻一些，可称得上是陈氏“玄武门学说”的有力补充。
但如依笔者之看法，唐代都城建置对宫廷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作为都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的帝王行宫也与多起宫廷政变密迩相关。从笔者前文所举的事例来看，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仁寿宫之变、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江都宫之变、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仁寿宫之乱，甚至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翠微宫托孤，都是发生在行宫中的。这就说明，隋唐时期的宫廷革命并非只发生在都城之中，若干重要的行宫尤其是避暑行宫，也常常是发动宫廷政变的主要场所。这是与当时的行宫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隋及唐初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的驻次，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的时机。而诸多例证已充分显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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