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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

时间:2009-7-24 13:44:27  来源:不详
>  武德七年(624)六月,唐高祖携李世民、李元吉前往仁智宫(即后来的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市与宜君县交界处)避暑。太子李建成想利用唐高祖、李世民不在长安的机会,与李元吉密谋,指使东宫旧臣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组织发动兵变,企图“表里相应”,“就图世民”,后因有人告密,李建成被唐高祖从长安招来与李元吉一起拘禁于仁智宫,但因为庆州毗邻宜君,所以杨文干的叛乱实令唐高祖受惊不小,以至于令李世民带兵平叛时还许诺“还,立汝为太子”,而自己则“恐盗兵猝发,夜帅宿卫南出山外,行数十里”,行事颇显狼狈,所幸杨文干兵变很快被李世民平定,仁智宫之乱因而成了一起未遂宫廷政变。当时唐高祖因为情况紧急,曾经向李世民许诺,平定叛乱之后另立世民为太子。此事由于有人为太子建成说情而未曾兑现,但世民与建成、元吉一党积怨日深,所以后来还是发生了长安城玄武门兄弟残杀的悲剧。李建成、李元吉策划的行动虽然未获成功,但显然他们起初的设想,却是利用李世民随同唐高祖出巡行宫之时机成其大事。唐朝初年的仁智宫之乱,也可再次证明帝王行宫确实在当时的宫廷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帝王频繁临幸并长时间居住在避暑行宫中,对帝王的自身安全和国家的稳定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朝庭中的有识之士甚至某些帝王都是有一定认识的。仁寿末年,卢太翼就曾固谏隋文帝不要经常避暑仁寿宫。大业十二年(618)秋七月,隋炀帝将幸江都宫,“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唐朝前期,每当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人出外避暑时也要受到许多臣子的犯颜直谏。隋炀帝因为发动过仁寿宫之变,据说当政之后不仅不敢像隋文帝一样经常前去仁寿官避暑,而且不时“梦太子杨勇领徒持兵问杨广何在”,故而“遂幸洛阳,终身不敢留长安”唐太宗即位后,“欲以(仁寿)宫奉高祖,高祖恶之,不往”。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和七月,唐太宗不豫,因唐高祖所修的太和宫与仁智宫之旧基分别营造翠微宫和玉华宫,以作休养身体的行宫。之所以刚营翠微宫不久又诏营玉华宫,据唐太宗在《建玉华宫手诏》中的解释说,是因为翠微宫“峰居隘乎蚊睫,山径险乎焦原。虽一己之可娱,念百僚之有倦”。单就避暑的效果而言,玉华宫距离长安300多里,修建在关中北山地区的坊州宜君县(今属陕西铜川市)凤凰谷中,“因山藉水”,环境优美,同时惟“正殿瓦覆”,“余毕葺之以茅”,所以当时以为“清凉胜于九成宫”,这是位于长安城南50余里、秦岭北麓太和谷中的翠微宫无从比拟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唐太宗仅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夏去过玉华宫一次,而次年即贞观二十三年(649)夏却是到翠微宫避暑的,并于这一年的五月病逝于此宫的含风殿。唐太宗善于玩弄权术,晚年对魏王李泰和一些权要将相颇存疑虑,他之所以舍远求近,在自己临终前将避暑的场所选择在距离京城长安较近的翠微宫,或许正是为了防止武德七年(624)仁智宫之乱再度重演。史载,唐太宗临终之际,任命李世勣为叠州都督,招长孙无忌辅导太子李治,而本月丁卯太宗崩逝后,太子、长孙无忌等“乃秘不发丧。庚午,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辛未,太子人京城。大行御马与侍卫如平日,继太子而至,顿于两仪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尚书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于太极殿,宣遗诏,太子即位。”唐太宗翠微宫含风殿悲情托孤和长孙无忌随后为太子即位所作的一系列周密安排,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四、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
  
  60多年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认为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可以区别为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两类,而在安史之乱以前亦即“关中本位政策”未变易以前,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
  在其另一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先生又详引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为证,对这一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陈寅恪先生将唐代都城建置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考虑,确有高人之处,这种小中见大的治史方法对于后学尤具启迪作用。援引郑天挺先生说法而称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的唐振常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中,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之“宫城北门(玄武门)系成败之机”一节时即说:“读史者应认真学习先生在本节的考证,更应认真学习先生小中见大的治史之法。宫城北门,初视之,似无关宏旨。北门之得失,不过战争之失地与得地而已,先生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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