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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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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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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仁寿宫之变，《隋书》本纪语焉不详：“(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但《资治通鉴》对具体过程记载则较为详细：“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颜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官兵士贴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类似的记载也见于《隋书》陈夫人本传和杨素本传大致是可信的，皆暗示了因突发一场宫廷政变而致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政变发生的前夕，隋文帝已决定废掉太子杨广，重立庶人杨勇为太子，并命柳述、元岩起草诏书，不意杨广、杨素先发制人，矫诏逮捕柳述、元岩并谋轼了隋文帝，取得宫廷政变的成功。
相关史料记载，隋文帝“寻令素监营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杨素推荐的宇文恺、封伦则具体负责其事。有学者据此分析道：“可见杨素是仁寿宫的监修者，而由杨素推荐的宇文恺、封伦则实际上负责具体建造事宜，故杨素对仁寿宫的内部情况，是了如指掌。这场宫廷政变中，杨素明显处于有利的位置。同时，柳述始终出身文官系统，不及出身军人的杨素心狠手辣，故杨素能利用柳述、元岩出阁的机会，先下手为强，这也是杨素得胜的另一个关键”；另外，文帝身边虽有近身侍卫，“不过由于他们明白文帝垂危，忠于文帝反会危害他们的生命，故他们只得接受诏令，让东宫侍卫入宫，避免得罪即将即位的杨广。基于杨广是太子的有利条件，成为这次政变不用流血的主因”。这样的分析，应当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仁寿宫之变虽然发生在避暑行宫之中，但整个政变的过程还涉及对京城的控制问题。史载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崩于大宝殿”，“乙卯，发丧”。刘建明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指出“按是月乙未朔，丁未即十三日，乙卯即廿一日，可知文帝死后第八天才公布他的死讯，显然是杨广与杨素利用秘不发丧的数天去作各种部署”。其说甚有道理。其实，秘不发丧以便拖延时间来进行相关部署，往往是宫廷政变者的一贯作法。史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李)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杨广、杨素也是如此，政变之后秘不发丧，是为了让杨素之弟杨约有时间控制京师大兴城的局势：“易留守者，缢杀庶人勇，然后陈兵集众，发高祖凶问。”仁寿宫(九成宫)距京师300余里，帝王出幸，“严跸经旬，非旦暮可至”，沿途需要设停次之所，故而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诏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12所。仁寿宫与京城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政变的消息不易传到京师，这为杨约轻松控制京城局势、确保政变最终成功提供了可能。但这后一步行动计划从部署、实施到汇报结果，都需要一些时间，这正是杨广在隋文帝死后第八天才敢发丧的原因所在。
三、与行宫相关的其他宫廷政变或事件
隋唐时期的行宫制度对宫廷政变的影响，还可从另外几起政治事件中得到反映。
杨广是通过发动仁寿宫之变、谋害父兄而确定了皇位，但为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同样也是因一场发生在行宫的政变而结束了性命。史载隋之末叶，隋炀帝杨广再度游幸江都宫(在今江苏扬州)之时，看到天下已乱，遂于大业十三年(即恭帝义宁元年，617)“起宫丹阳，将逊位于江左”，不料次年(618)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隋炀帝曾想要徙都丹阳(在今江苏南京)作一个偏安皇帝，但因多行不义，众叛亲离，遂罹祸于发生在江都行宫的宫廷政变，比其父皇还要短命。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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