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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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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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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小’而做出了关乎政治革命成功与失败这样一篇大文章。每见西方汉学家为文，题目与事件往往很小，诚然他们做得很细，有其长处。但是，其结果常是以小见小，而未能见其大。学者欲窥见西方汉学家之以小见大，甚难，甚难。先生在此，做出了典范，详考宫城北门之建置，小也。详考之，以历次政治革命之成败论证之，乃得其大。这就是大儒与饾饾考据的区别。多年来，史学界常说求历史发展之规律，为文之际，究竟何为规律，还是疑莫能明，从先生的治史，必然有所启发。”其说诚为中肯之论。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与其“中央政治革命系于宫城北门”学说(似可简称为“玄武门学说”)，是由表及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大学说，确有启发学人之处。
然而自古学者为文不能无病，对于上述陈氏两大巨著中的缺陷与问题，史学界也不时地提出质疑，章群先生更指出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说法“并不尽然”，认为在研究唐朝一代政治格局时最好“能不囿于地域和婚姻关系的成见”。实际上，陈氏的两大学说确实有言而未尽之处，如他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素为学界所推重，其间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是统治集团——关陇集团；另一个是核心区——关中，而府兵制又将关中的核心地位很显著地表现出来；其内容则很广泛，不仅包括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即以关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以关中为中心的核心区，结合关陇人物与关中核心区之府兵体系，而且包括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亦即“就整个关陇本位政策而言，物质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但陈氏的学说侧重于政治、社会两个领域临界线之研究，学术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其说既出，也有不少学者力图在其史学理论基础上有所拓展。如许倬云先生就有进一步发挥，将中国文化(也就是中国历史现象)分为政治、社会、经济、意念(即思想)四个范畴，关注的问题不仅涉及官僚制度下君权与士大夫社会势力的相合或对抗，而且拓展及于市场网、城乡的整合系统、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义利之间、五伦与修齐治平的扩散程序、道统与法统等方面。毛汉光先生则指出，“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是以关中为核心区，军府之设立亦以关中居多，所以关中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在西魏北周时期，关中亦是宇文氏政权的经济中心及社会中心，但隋唐是一个统一帝国，‘关中本位政策’之下，关中仍然是政治与军事中心，但是经济中心、社会中心便不一定是关中了。”当时洛阳是经济中心，亦是社会中心，“各类中心不在一个焦点上，就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都城或重心。这种现象在中国中古屡见，如北魏孝文帝将首都自平城南迁洛阳以后，云、代、并仍然是军事中心，东魏、北齐以邺为都，但晋阳是其军事中心，高氏有三分之二驻晋阳。西魏、北周以长安为都，宇文氏则常以同州(冯翊)为军事中心，隋唐帝国有长安与洛阳两都，一度又有北都，五代各王朝亦行多都，然大体上皆以汴梁、洛阳为经济政治中心，以魏博为军事中心。”毛氏还以充足的论据证明中古时期核心区核心集团存在转移现象，这更是对陈氏“关中本位政策”理论之具体拓展。另外，李浩先生则从地域文化之视角，检讨了从魏周到李唐用人制度之嬗变，认为从历史进程来看，“关中本位政策”经历了魏晋周迄隋唐的军事战争、建政伊始与和平发展三个时期；从地域角度看，“关中本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历魏晋及隋唐统治者囿于关中、并吞山东、饮马长江淹有天下阶段；科举制作为“关中本位政策”在和平发展时期的替代物与扩充变型，有其历史必然性。
不仅陈氏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有拓展之可能，而且与之相表里的“玄武门学说”也有补充、拓展之必要。如孙英刚新近撰文指出，唐朝前期登上皇位的皇帝，基本上是依靠发动“宫廷革命”(引者按：即陈寅恪所说的“中央政治革命”，实际上就是宫廷政变)上台的，唐朝前期围绕皇位而产生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就有了其本身的特点，呈现出“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其中所谓的一“君”是指握有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如先天时期的睿宗)；两“储”是指政治集团间分化组合最大的两个集团，各自拥有一个皇位继承人选“名义的储君或潜在的储君”；三“方”是指两大集团与握有实权的君主构成三方力量。“在这种格局中，处于继承方的集团，如果要政变夺权，往往采取两个行动。第一，控制或杀死在位者；第二，消灭另一继承人。同时完成两项任务者，往往成功，如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宗复位、唐玄宗诛太平公主；而单独完成一项者，必遭失败，如李重俊政变、韦后之乱。”这样，“唐朝前期宫廷革命的行动方向，是在位君主和另一继承人，而他们的居住地点也就成为重点袭击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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