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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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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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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断语，让我们就有关记载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吧。
据称，今天居住在黄梅的程氏共有14支，其中，本文所涉及的程氏宗族即为首先迁居黄梅的程晃之后裔。对于程晃，现存的黄梅各县志均称其为“江西浮梁人，宋宝祜二年(1254)登文天祥榜进士，任黄梅令，时英山寇起，身率邑民斩群贼，保捍一方，民戴之，寻家焉”。从这些记载来看，程晃的落籍似乎无甚疑义。拥有这样一位对当地有着特殊贡献的始迁祖，对于其后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县志记载了万历年间任黄梅知县的来三聘曾为程晃书写墓志。我们可以想象其中或许有着程氏族人的要求和努力吧。
落居之后，程晃后裔的蕃衍则出现了数个版本，《大成谱》载晃生采三、万四；再传，采三生荣五、万四生寿一；三传，荣五生彦杰四，寿一生太四；四传，彦杰四生伯圮、伯达、伯政、伯显，太四生伯琛。婺源程士培于清康熙四年(1665)所修之《江东谱》则记载为：晃生来三；来三生万四；万四生荣五、寿一、寿五、寿六；寿五、寿六无传；荣五生彦，彦生伯圮、伯达、伯政、伯显，太四生伯琛(第30-31页)。今天的程姓则仍然采用了《江东谱》的说法(卷首)，并称现在的晃公后裔分为五大户，分别为伯圮、伯达、伯政、伯显和伯琛五支，而今的程氏族中已经无人提及伯圮后裔曾入赘邹姓一事，只是称有伯琛后裔入赘过姚姓，而后归宗之事。
相对而言，上述各种文献中成化年间所修的《大成谱》因与其发生时间较为接近而似乎更具说服力，但这部谱牒并非程晃后裔之族的专谱，其记载的时限也仅到了伯圮等人的下一辈，至于伯王己之后赘邹，以及伯达之后文皆无嗣，则是在其记录时间之后发生的，自然也就没法记载了。属于程晃后裔的所修的谱牒最早是伯圮与伯政两支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各自分修的支谱，估计此时双方已经采用了前述两种不同的说法了(第198-200页)。
这种对于始迁之后的许多事情记载不清的情况并不稀奇，实际上，黄州的大部分宗族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宗族本身缺乏记载，后人在修谱之时附会而成；或者是后人有意隐瞒事实而进行了篡改。对于伯政赘邹一事，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林济就指出了黄州早期移民社会的血缘姓族关系并不十分严格，血缘关系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状况，赘婿改姓及异姓继承宗祧与财产的情况曾经普遍存在(第45-46页)。至于作为大宗的伯圮分后裔不会入赘的说法，显然在当时宗法观念尚未深入民间的时候并不具有太多的约束力。另外，对其赘邹一事，现在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寻，伯圮后裔聚居地邹福庆据称就是“邹姓有一富户名福庆，终身只生一女，许浩(即伯圮之裔)招赘承嗣。浩人邹生子4：启椿、启松、启式、启杜。时人均以邹称，其所居之地遂称之为邹福庆。
那么，对于伯达后裔附户之说又当如何理解呢?这就需要我们从赋役的角度思考了。对于黄州的户族，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明洪武初年以户为单位报里甲，这种户籍政策鼓励了血缘宗族的聚居，随着家庭的代代分析，血缘关系仍然在统一的户籍单位内发展，从而形成了以户为单位的同姓血缘宗族第55-56页)。这种说法强调了户下人口的自然蕃衍具有较为真实的血缘关系，但显然有些忽视了赋役制度的复杂性。我们先来看看黄梅县在明清时期“户”的编立情况。
学者们相信由于朱元璋的令行禁止，明初的户口登记十分严格，此时的户应该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个实际的家庭(第4页)。如明初任黄梅教谕的梁有储，在定居本地之后，其子入籍永福乡，户名就是以真实姓名所登记的梁仲玉(卷一)。然而明初户籍的编制并不单纯地只是人口登记，其政策的出发点是要将人口与土地相结合，让“编户”办纳粮差，从而保证赋役征发的顺利进行。黄梅县的情况同样如此，县志即日：“按洪武十四年(1381)创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图，其丁多者十户为里长，余百户为甲首”(卷三)。因此，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持户籍的稳定，以保障赋役原额不致缺失。由县志可知，弘治年间开始，户数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较为固定的状态(卷三)。此时的“户”正如上述通常的认为，就有可能是在一个赋役的“户头”下代代蕃衍，包括有多个具有真实的血缘关系的家庭，从而形成以户为单位的同姓血缘宗族，如上述梁仲玉户就是固定了七代之后，才由其子孙改户名为梁兴一，这里的户应该就是梁姓的血缘宗族了(卷十一)。由于户的相对固定，使得“法立弊生，里中有丁粮六七百者，仅充里，数石数斗者亦充一里，州民置粮累千，寄户逃役，而轮役者，照里不均甚矣”。万历十年(1581)，署任知县曾维伦为此对全县的户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史称：
万历十年(1581)，署篆本府节推曾维伦以户额立久，消长岁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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