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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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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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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而挪用了公产收入，言下之意不仅承认了圮达一方对树木“有分”，而且还认可了他们的处置权。如果这次调解成功的话，那么伯圮、伯达两支一直寻求的平等权已然获得，本次官司则以伯政方的完败而告终，这当然有悖于他们砍伐树木的初衷了，几日之后，伯政分以生员程宗耀等人为首的，在本支中更具影响力的另一群人，马上向邓彬再次递交控状。控状中宗耀等怒斥了本邑绅士的说法，并称先前的具结是受人蒙骗所至。官司只得继续进行。
此次伯政分出面的人员俱是具有生员、监生及贡生头衔的绅士，为此，知县邓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十一月，邓彬再次开庭听讯并做出了最终的判定，这个断语基本上仍然遵循了前令杨黼时的审理结果，双方谁都没有达到各自更进一步的目的。
或许过去累年的官司使得双方都在反思是否值得的问题，此时双方都有了退一步的想法，对于伯政支而言，与其争斗下去，还不如承认其它两支同属于本族，以此既可“收族”又能扩大本族的势力，但本支在族中的优势地位还是应该保持的，而圮达一方或许在思考是否必须非要以打官司的形式才能获得族内的平等权，难道没有其它的途径吗?
光绪年间伯达分所修的《程氏宗谱》又记载了一份道光十四年(1834)9月29日立的契约，这是伯政支将“小溪镇晃祖墓前水田一幅，并先年赎置祖山后田山一所，品作六股，内将一股载粮一升，凭族拨与程公伯达族后裔名下，培族管业”，并“当得时价九九钱二十串文整”(卷一)。这个完成于第三次官司之后不久的交易，显示了伯政分已经完全认同了伯达等分属于本族的现状了，他们不再抱有将其逐赶出族的想法，退而努力保持其在本族中的主导地位。另外，伯达支愿意再次出钱购买晃祖祭田，证明了他们也正在尝试除去官司之外的其它途径。冰山开始融解，双方的关系正在慢慢地得到改善。
当程氏的三大房支耗费大量的财力与精力相互争斗之际，一股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渐渐威胁着他们，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种威胁变成了事实。本年，程氏在其三世祖万四公墓地所在的马头山上栽植松秧，被居住于附近的朱姓将松秧拔去，原来，朱姓在此山脚下亦葬有坟冢，他们进而声称对此山拥有所有权。“外患”的来临使得三大房支走向了联合对外的道路，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被认为没有真实血缘关系而最不受认可的伯达一支。面对朱姓的挑衅，程氏以伯达支的生员程涣廷、程崇为首向知县梅体萱递交了控状，知县谕令“断令程涣廷等照旧绍业，沟北之坟听朱可兴等祭扫，程姓不得以山没坟，沟南坡形，朱姓不得冒坟占山，倘再滋事，重究不贷”。这是一个有利于程氏的审判，朱姓当然不服，于是他们越过了知县而直接向黄州知府提请了诉讼，这一次朱姓更拉来“钱光延、岳国安、吴蓬岚等混扯马头山为殷家圩之随田山，旁出插讼”，程氏面临的困难更大了。然而，在程涣廷、程崇等人的努力下，知府祁宿藻还是维持了原判。
可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争端，正为玘、达一方提供了一个获取族内平等权的良机，他们保护祖山的举动无疑为双方之间业已开始融化的冰山添上了一把旺火，的确，又有什么比为宗族做出了重大贡献更能让人心悦诚服的呢?虽然在此之前购买晃公祭田的行为已经表明了他们拥有族内的生存权，但这毕竟在伯政一方心不甘情不愿的状况下获得的，当他们此次为宗族打赢了官司之后，这种生存权就更显得名正言顺了，然而他们所寻求的平等权呢?是否也已经在这次与外姓的冲突中同时获取了呢?道光二十七年(1847)11月间，伯政分的户首程利灿带人又一次在没有告知圮、达一方的情况下砍伐了双凤林的树木，显示出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听得这个消息之后，圮达分的监生程崇等人也一反直接报官的常态，而是首先预备了酒席，请来伯政分的绅耆程思忠等人理论。宴席中，思忠等均称本房户首难制，并愿意赔偿他们树价两串文，然而等程崇找利灿取树价时，没有得到理会，因此，程崇等只得再次向知县提请了诉讼。
可以看到，在双方上一次官司结束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尤其是经历了与外姓的那场官司之后，圮、达两支的地位已经受到了尊重。此次双方再次对簿公堂，伯政分的内部显然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道光九年官司中伯政分的关键人物，生员程宗耀没有如上次官司中那样义正词严地维护本支的利益，反而是加入到劝解的行列中。然而，鉴于几位前任的判定，这次知县还是做出了与他们相同的审理结果。这一结果显然出乎程崇等人的意料，为此，他径直向知府祁宿藻递交了状纸，祁宿藻将案发回黄梅知县，要求重审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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