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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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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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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甚者零丁孑立，且与丁粮累千者，比户不能自保，心怜之，因取大小户，计其丁粮平之，大者析户，小者朋户，愍数之盛衰既齐，然户口额无增损。
万历十一年(1582)，掌县事本府节推曾维伦尽收大小户及州民均派里甲，以八十石为率，五日成籍，积弊悉平，民有“扶危挈弱、治病良方”之颂(卷三)。
与全国的趋势相同，曾维伦对于里甲户籍的调整，正是由于官府越来越不能实际地掌握具体的个人，赋役制度逐渐以田地为单一的征派对象，政府编造户籍的重点，也越来越注重田地和税额，此时构成图甲的基本单位“户”，也就不再是一个家庭的登记单位，而变成一定的土地和纳税额的登记单位(第12—13页)。由于户下人丁的消长，使得赋役的负担变得极为不均，曾维伦以丁粮80石为标准所进行的“析户”与“朋户”，完全是出于均平赋役的角度来考虑的，此时的户就不见得是由具有真实血缘关系的数个家庭所构成了。
另外，在清代的县志中又出现了如下记录：
梅有四乡四十二图，每图十户，凡四百二十户，每岁每图轮一户为里长。按黄梅县“额粮三万七千有奇”(卷首)，以此除上420户，每户所承当的额数正约等于80余石，据此就可推断正是曾维伦所进行的朋户与析户，从而确立了“四百二十户”的格局。据康熙年间的黄梅邑绅黄利通称：“在昔按粮定户，户有长，粮不及额者附，户十为里，里有正，岁一更以为常(卷三)，这里“按粮定户”的说法似乎正是指曾维伦“以八十石为率”而进行的户籍重组，于是黄梅县在征派赋役时就形成了“户”—“附户”的结构。
又“梅有四乡四十二图，每图十户，凡四百二十户，每岁每图轮一户为里长”的记载，说明了“四百二十户”是对应于各甲对管的里长户，只是每年由一户充当现年应役的里长。这段记载明确地指出了“四百二十户”中每一户的确定是以“粮”的多少为标准，并且提及“附户”为“粮不及额者”，此时的“户”与“附户”就更可能是由没有真实血缘关系的家庭所组成的了。我们看到，黄梅县里甲制度中的“户”从洪武十四年(1381)的“一百一十户为一图，其丁多者十户为里长，余百户为甲首”，经历了近270年的变化之后，到顺治年间变为“每图十户，凡四百二十户”，这个巨大变化，同样影响了这一时期以宗族组织化为表现的文化与社会整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变化对于程氏的影响吧。
由于程氏自身的宗谱缺乏有关立户入籍的记载，我们只好以其它记载来略作分析。成化年间的《大成谱》指出程晃的四世孙为伯圮等人，并且还记载了伯王己与伯政之后的第三代(第44页)，按30年一代来推算，伯圮等人应为明初时人，他们很有可能分别立户人籍。这个推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如今天的程姓就称族内有五大户；另外，与之相类似，县志中记载了岳飞的第四子岳震在隐居黄梅后，“其后分为十三户”(卷十一)。同样，这个推测也可以解释程氏宗族的分支为何是以伯圮等人为分界点的。
可以猜想，在漫长的岁月中，伯圮、伯达、伯政三户因为不同的原因，从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伯圮的后裔——浩入赘邹家，继承了邹福庆的田产，因此极有可能同时继承了邹福庆原来的户名，从而丧失了自己本身的户名。
这里缺乏有关伯达后裔的“附户”的记录，县志中与之最为接近的是县志中“粮不及额者附”的叙述，如果其属于这种情况的话，显然“附户”之人并不见得具有真实的血缘关系。从上面的推测来看，伯达应当是明初时人，然后传至他的孙子辈就元嗣，很明显，这种“附户”发生于明代。伯政分在供词中透露出这些“附户”的祖先是“逃荒而来”，有可能正是“逃荒而来”的这些人借用了伯达这个户名纳粮当差，从而取得官方认可的编户齐民身分。于是就出现了伯达的真实后裔虽然无传，但是在这个户名下仍有一群纳粮当差之人。因此，通过上面对黄梅“户”的问题进行的粗略疏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伯政分强调伯达后裔属于“附户”，以致并不具有真实的血缘关系之说似乎更具说服力一些。
伯政的后裔则由于人丁的兴旺，并且一直在伯政这个户名下蕃衍生息，从而形成为具有真实血缘关系的一族了。这里不清楚伯政户是否位列于清初的“四百二十户”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得以保存。正是这种整体的“纯粹性”，使得伯政一支在晃公的后裔中以正统自居，从而掌握了晃公这面日后号令全族的旗帜。入清之后，这几个不同命运的支派开始在程晃这个富有感召力的始迁祖名下走向了整合，然而他们之间相互不同的命运使得整合的过程同样充满曲折，于是诉讼出现了。
二、对内与对外：两个房支走出边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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