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清代前期，从总体上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多数农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佃耕制度尚有着较牢固的基础，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土地三者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还有着强大的势力。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冲击了农村封建自然经济，使得许多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城郊、近郊，以及商业性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农村转入了商品生产的轨道。农村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产生了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和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又为这些雇佣劳动者提供了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导致了农业雇佣劳动的发展。发生在清代前期农业经济中的这些新趋势和新变化，具有相当的不平衡性。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除了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和其他个别地区外，大多数的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仍然是偶然、稀少的，广大的腹地和边疆地区的经济仍然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就这种农业经济中新趋势和新变化的程度而言，只是一些商业性农业中特别发达的部门，部分生产中具有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而且是十分微弱的。但它毕竟代表了一种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的萌芽。就其时间而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经济发展时期，康熙、 雍正两朝的发展又为乾隆时期的发展高峰准备了基础。因此，康熙中、后期这种农业中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已见端倪，而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则更有所发展。

清代前期，自明代开始依稀出现的手工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缓慢的发展。如何正确估计其发展水平，是我们要探索的第二个问题。

首先，清代前期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有了进一步发展，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受雇于江宁、苏州、杭州、广州等地丝织业作坊的织工，不下10万多人。还有大批待雇织工，如苏州每天早晨都有大批织工在一定地方待雇。花缎工聚于花桥，素缎工聚于白蚬桥，纱缎工聚于广化寺桥，锦缎工聚于金狮子桥。他们都是急待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景德镇制瓷业中“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四川制盐业中雇佣工人亦“数十万计”。这样庞大的雇佣工人队伍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在一些大的手工业作坊中，雇工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了按劳动生产率形成工价等级的情况。在江南纺织业中，“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14。景德镇制瓷手工业中的雇工受雇于窑主，一般也是计工受值。一般乳研工每月工价三钱。“亦有两手乳两钵，夜至二鼓者，工匠倍之。”15在四川制盐业中，担水工“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复运送，日值可得千钱”，盐船工和担盐工“其价稍杀”，而有技术的盐匠、山匠、灶头工“其价益昂”16。在苏州的造纸业中，工匠的工银也是“按日按工给发”，并“以九九平九五色为定”，“钱照时价高下”。一般工匠“每日刷玉版笺七刀为一工，每工银二分四厘，多刷七刀，另加伙食工银五分”。上述情况说明，工匠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计工索价。雇主和雇工之间，一方以“资本取利”，另一方“自食其力”；一方可以“辄屏弃之”，另一方可以“辞工不做”。这就是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商品关系，也是赤裸裸的剥与被剥削的关系。

其次，清代的手工业发展，在经营形式上也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纺织业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一些手工作坊不但自己生产，而且还控制和支配着大批家庭手工业者以及一些小的手工业作坊。苏州一带“民间各机户，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机匠不仅从机户处承领原料，有的甚至还直接由机户处承领主要生产工具——织机。“各乡匠揽织机只，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交户(机户)收执”，然后在自己家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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