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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保守、改造——19世纪法国农民与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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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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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农民不关心选举的结果，他们只是投绅士（gentlemen）的票，仅此而已"。（17）这种没有自觉意识，只是一味仰视权威的选民是集权政治生长的极好温床。不仅传统社会的精英们，即那些生活在乡间的贵州绅士，和所谓正统王朝或非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们，可以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习惯性忠诚，操纵身为农民的选民、使正统派和君主主主势力的阴魂迟迟不散，而且路易·波拿巴可以利用农民对行政权利和拿破仓偶像的盲目崇拜，以全民投票的堂皇而皇之的形式，把自己推上皇帝的玉座，建立起虽有普选权，但人民被剥夺了一切实际政治权利的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利用"官方侯选人"的方法控制选举，不仅加上面提到的最下层的镇长要保证官司方侯选人当选，皇帝亲自命令各省省长必须支持官司方侯选人，为他们作竞选宣传，"开导"选民。在官方倏选人制度的保证下，1852年大选中只有5名王朝派和3名共和派共8名反对派当选，其余全是政府的支持者。（18）虽然农民造成官司方侯选人相对于受旧日的领主和天主教士的控制不定期冰中一种进步，"它是数百年来法国农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变形"（19）但毕竟不是按照农民自己的意志进行的选举，在这种徒有其表的普选中，农民只是被别人牵着鼻了走的投票机器，远不是能充分表达自己意向的现代选民。
农民大众进入现代民族政治有许多因素发生作用，其中一个主要的条件，是这一群体必须已经卷入现代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只有这样，现代民族政治才能对其群体和个人发生直接的影响，也才能促使农民关心和投入现代政治生活。
农民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媒介是商品生产。与市场发生广泛的联系之后，市场价格、城市需求、政府政策等等因素都在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这样就把农民的视野从一家一户一村一舍引向更广阔的境地。
与现代社会生活接轨，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农民进入现代政治。其一是改变了农民对政治完全麻林不仁的态度，因为当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令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实际生活以农民的视线就不能不关注着巴黎了；其二，农民因社会联系扩大，自觉意识提高而产生了自己的要求，以往那种农民唯领主和教士的马首是瞻、唯会方行政官员的意志是从的状况得到改善。农民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社会权威，从而减少了对传统社会的忠诚，打开了进入现代政治的大门。（20）
新的经济生活还在农民群体内造成新的社会和阶级的分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民群体内那种几乎人人都占有或租种一小块土地，如马克思所形容的"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子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21）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农民社会地位的升迁变化所打乱。在一些小农丧失土地沦为农业工人的同时，出现一些经营有方的成功的农场主，他们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加入地方显贵的行列，在乡村中颇有社会影响。农民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不仅改变了农民群体内虽有相同利益，但彼此隔离，没有任何联系的社会格局，造成了新的现代意义的阶级分野和社会结构，而且也削弱了人人拥有几亩土地、几头牛，自己无力参与资本主义竞争，只希望社会权威给予保护的小农意识；对个别权威隹性的减少，又必然有助于提高农民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农民群体的分化、小农意识的削弱和农民独立意识的增强，从根本上铲除了从最高的中心点，对一个整体的各个相同部分发生同等作用进行集中统治的集权政治的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从而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现代社会环境对农民的改造，在农民的选举中得到体现。在普选之初普遍存在的那种体选民追随镇长一致投票的情况明显减少，60年代一，这种情况基本消失，农村中资产阶级、公证人、医生、教师等新的社会精英正在取代贵州，教士和官方侯选人得到农民越来越多的选票。1871年莱翁斯，德·沃盖在保守选区紧跟着梯也尔被选进议会，但在歇尔省却败一一位乡村医生的手下。（22）一位29岁的青年往巴黎销售展示气灯致富后，回乡投资，也被选中，另有一名大印刷商，让500名工人为其竞选游说，结果毫无争议的当选了，据说因为没有人能在花钱上同他竞争。（23）农民被推上政治舞台后，农民选民也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努力争取的对象。各种反对派的报纸、杂志和各个派别的宣传鼓动者深入农村，游说村民，更有利于其独立意识的发展。1862年，一位政府官员写道："普选正在告诉我们，民意不能够再被左右，如果我们不是非常明智和机敏的话，我确信在选举中我们将会遇到许多敌手"。（24）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1852-60年，农民还屈从于社会权威、贵族和教会的保护，选举基本为官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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