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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保守、改造——19世纪法国农民与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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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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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感受到的心理痛苦都有空前加重了。
如果向现代社会转型仅加剧了农民的痛苦，而没有提高他们的期望值，那就不可能耐政治上有重大意义，不可能在农民这一最沉闷的保守的社会群体中出现革命的态势。实际上，农民在逐渐实现人身解放的同时，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也在提高。当部分农民获得土地时，不仅他们自己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独立感受，自豪感，其他无地农民也受到鼓舞，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小块地的主人，占有土地的欲望因而大增。再者，随着农村中商品生产的萌动，农村的封闭性有所减弱。新鲜的外部世界和事物及各种时代思潮从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渗入农民中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仅意识到自己遭受拖把质贫困与痛苦比社会其他人更多，而且认识到这一切不是天经地义，他们可以设法消除这些苦难。这种意识的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特别是1789年三级会议选举前夕，以资产阶级为领袖的第三等级的各种小册子、檄文、论著、讲演、招贴等等遍及城乡，陈情书的全部起草过程就是一次革命的发动。农民为举国上下骚动着革命氛围所感染，情绪昂奋地诉说自己的苦难，他们郁积已久的不满、仇恨、嫉恨和激情被深深的触动了，震憾了，要求改变现状消除苦难的期望也因而大大提高，农民群体中所蕴藏的极大的革命性就这样被启发调动起来。当农民眼见他们寄予国王和三级会议来减少自己的苦难的殷殷期望化为泡影时，他们以信所蒙受的一切苦难，他们对旧制度的一切不满和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希冀全部化为一次自己解放自己、目标指向封建制度的实实在在的农民革命行动。农民革命是法国大革命中不可缺少不能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和资历产阶级一道貌岸然在这场革命中埋葬了旧制度，推动了新的社会的到来。
二、 农民的保守
由农民的生产方式、经济利益和社会历史地位所决定，在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进程中，农民既可以充当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角色，又可能成为极端保守的社会集团。"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同时并存的"。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在乡村里造反、抗缴租税、什一税、焚烧封建法律文件，摧毁贵族经济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他们在乡村中恢复自由放牧的陈规旧习，破坏被圈占的土地，收回被瓜分的公有土地。1793年，以政府征召三十万大军为导火线，在西部各省，特别是旺代、普瓦图等农业商品化尚未渗透进去的地区，农民、随后也有贵族和教士参与发动了一次声势洁大旷日持久的反对革命的叛乱。接着农民又把攻击目标转向资本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如实际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的承包人、谷物批发商、国有财产获得者，以及散居在旺代省中心地区的商人和制造工业主等。叛乱农民虽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但他们顽强地抵制城市的影响，抑制资本主义的渗透，抑制大革命。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在刺向封建制度的同时，也在砍伐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当时农民与封建制度的矛盾是最主要最基本最尖锐的社会对抗，农民小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处在若隐若现的朦胧状态中，因此，大革命时期，农民的革命性进步性占主导地位，大革命以后，不仅封建制度权利不复存在，许多农民在革命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而且革命又制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农民的主体不再是在封建枷锁下挣扎，忍受超经济强制剥削的租地农，而是实实在在地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小私有者，尽管大多数农民拥有的土地非常狭小，甚至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生计，但是农民身份和地位的这一本质性的变化足以使他们的社会要求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民在其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他们就从要求进行革命战争，转为主张恢复秩序，农民群体相应地从变革现存制度的革命者回归为抗拒任何变迁的保守势力。
农民要求的核心目标是对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于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唯一依靠，因此农民的一切好恶取舍都以土地的得失与否为判断准绳，农民对土地的这种厚爱，直接影响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要求和政治取向，获得土地的农民要保住土地，谁满足了他们这一要求，谁就赢得农民的支持，当拿破仑结束了督政府的动荡摇摆，建立起巩固的社会秩序，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逐出国境，并在民法典中把农民占有土地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时候，整个农民阶级欣喜若狂，农民阶级的一切能量都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他们为拿破仑，为革命的法国，更准确地说是为与自己血肉相联的那块小土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 france对他们就有了重大意义。拿破仑给农民以秩序和土地的保证，农民便向拿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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