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党夺取国家政权初期对于将来国内可以形成怎样的经济格局未必有过深谋远虑。外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私人企业的极大垄断基础上结合国家政权形成的。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力量一直较弱，故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从一开始便决定要施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伴随着政府的不停歇战争把国民政府一步步引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随着日军铁蹄踏入中国，战争无法避免。尽管国民党政府一度实行“不抵抗”政策，并宣称“攘外必先安内”，其军费支出仍然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和平时期的经济格局显然难支撑战时需要，故政府又实行系列经济政策。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政府就开始利用国家资本从事国防经济建设。1932年有实业部的四年计划，1936年有资源委员会重工业建设的三年计划，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决定了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这些计划的目标固然是要推动国家资本工矿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更是为了应对日本侵略。资源委员会正是经办国营工矿业的主要机构，其职能为：1. 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2. 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3. 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4. 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7)。这一机构为发展后方工矿业生产做出很大努力，也使国家资本极大程度进入生产领域。1937年7月至1945年间，资委会预算内投资近12亿元，这些资金在后方各省兴建了一百多家企业。除了资委会，中央其他部门也利用财政拨款经办工矿企业，各战区经济委员会、各省政府都纷纷将掌握的资金投入工厂组建。不仅军工业如此，实业也如此。1937年8月9日，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统一核定各类放款。这个机构成立的目的在于支持后方工农业生产。后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它对经济事业的放款分为以下几类：一、粮食，包括各战区或省政府为购屯军粮而支借的款项和各政府机关及地方绅士救荒救灾、调剂民食的借款。二、交通，历年有滇缅铁路、成渝铁路、黔桂路、滇缅公路以及重庆市轮渡等各项工程的借款。三、工矿，包括对国家工矿企业和私营工矿企业的放款，列入国家计划的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全部由四行贷款，其他国营或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以及各种私营企业，为维持生产所需的贷款均由四联总处核准贷放。四、盐务机关和商人借贷，从事盐的运销。五、购销和平价，国营贸易机关收购外贸物资和从事平抑物价工作的借款。六、其他，包括文化事业和农业生产方面的贷款。(8)

　　无论直接将资金投入生产还是通过贷款的形式其实质都是把国家资本渗入企业。这与当时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抗战军兴，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沿海工商业遭日军摧残，奄奄一息，而后方企业又正在开放，困难重重。局势使一些私人资本的商业银行都采取了紧缩政策，放款数量大量减少。1938年各行放款总额比1937年减少了1800余万元。(9)不仅放款额大幅减少，而且放款方向也有变化。把原先对工业农业的放款抽出转向利润更大的商业。1939年底重庆十多家私营银行放款额中商业放款占86。2％。1942年重庆银钱业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仅为放款总额的12。61％，而同期商业放款却高达76。9％，如把对个人的放款也加上则这个数字达到82。83％(10)。同时，私营银行不考虑对于农业生产的贷款，抗战开始后各私营银行几乎完全停止此项业务。这样一来，国家银行的国家资本就顺理成章的进入工农业。

　　国家金融机构的投资有相当数额：中国银行对生产事业的直接投资，截至1945年6月底，投资总额为37800万元(11)；交通银行1939年额定资本为2000万元时其实际投资已达2100万元；农业银行直接投资于电力、炼钢、汽车制造等工业，超越了该行条例规定的营业范围；中央信托局1943年填报的生产事业投资表显示，当年其实收资本5000万元，而投资生产事业共有2100余万元，另外又为中央银行出面代办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1800万元(12)。各银行投资的企业不全是中央或省政府主办的，也有一部分是以股份制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的。由此可见，国家资本的渗透力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连私营企业也受其影响。

　　在流通领域国民政府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和“专卖制度”。1938年10月和1942年3月先后公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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