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政府把盐、烟、火柴和糖、茶叶、酒类物品纳入专卖事业局管辖，实行专卖。盐、糖、火柴、烟四类产品实施专卖的三年多时间里，专卖总额高达100亿法币。此项政策非但使政府加强对商品经营的控制更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1942年为四亿七千多万元，1943年是十七亿四千多万元。“统购统销”政策和“专卖制度”都是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商业统制的举措，事实上这些举措确实取得了成效。

　　　　（三）

　　抗战胜利后，随着日军败出中国，日本在华投资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据统计日本在中国企业投资，1930年为8.9亿美元；1936年为16.29亿美元，其中东北为13.24亿美元，关内为3.05亿美元；1944年日本在华投资到达最高峰时总额达到61.63亿美元，其中东北为52.79亿美元，关内为8.84亿美元(14)。根据国民党经济部1946年7月官方公布劫收苏浙皖区敌伪财产的数字，共接收敌伪工厂4411个，除36.44%尚未处理外，由经济部直接经营的就达50%以上，发还和标卖的仅10％，即便是发还的还有官僚资本以民营形式存在的。(15)国民政府把接收的敌产归为国有，使资本国家化，进一步充实了国家资本的力量。在抗战后出现许多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垄断组织。全国性的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仅在上海就接收了19个单位，在青岛接收了9个单位，在天津接收了7个单位，共达170余万纱锭(16)。1947年占全国纱锭总数的37.6%，占布机总数的60.1％(17)。地区性的像台湾糖业公司，垄断了台湾的制糖业。1948年上半年国家资本的产业已经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而在1936年之前占70％－80％的是外国资本(18)。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的交情故当日本资本淡出时，美国有乘势而入的趋势。仅举一例：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规定：全中国的领土、领海、内河、领空等都向美国人开放，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力。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与中国人享受同等待遇；而在政治上则得到中国人民所得不到的特权。(19)如此国权的出让换来的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大量物质援助。国民政府还允许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产业界。这不仅仅出于“美中关系”的考虑，更是国民政府通过个别外资垄断过渡到国家资本垄断的希望所在。之前曾经提及，外资在抗战初期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要想一锅端显然十分困难。政府只得退而求其次，乘美国尚有利用价值之际用美国的势力来驱散他国势力，也使美中关系得到稳固从而为飘摇不定的政府多加一层基奠。

　　　　（四）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非一直沿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研究者普遍按毛泽东的思路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主要资本归为官僚资本。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并指出：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样区分未必妥帖。具体原因这里不作分析，暂且按照近来说法称其为“国家资本”。

　　国民政府初掌大权之际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掌控全国政治经济，这一点所有政府都一样，不管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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