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民为政之制」，都大致符合democracy之本义。
二
戊戌前後，国人之使用「民权」往往与「君权」相对应，且视两者有互补关系。薛福成称欧洲「君民共主」之国，「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梁启超说：「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民主（国）」则常与「君主（国）」相对应，但两者则有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民主」由民「公举」，意味著「传贤不传子」，废除「君主」世袭制。故从对西洋政制的认知来说，时人言「民权」多指「君权」与「民权」互补的「君民共主」政制；言「民主」则是特指废除「君主」世袭的共和政制。薛福成即指明：「而立泼勃立克（Republic），译言民主国，主政者伯理玺天德，俗称总统，民间公举，或七岁或四岁一易。」何启、胡礼垣也曾强调「民权」与「民主」的这一区别：「民权之国与民主之国略异，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君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於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可知时人是比较注意区别两词之涵义的。
既然如此，主张建立「君民共治」的「改良派」自然赞同「民权」而不赞同「民主」。王韬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治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薛福成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唯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郑观应说：「君主者权偏於上，民主者权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陈炽在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写的序中甚至说：「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觞」。有学者早已徵引上述论说，注意到了「改良派大多数倡『民权』而反对『民主』」的现象。惟因以为「民权」系西文「民主」之日译，乃同义词，便将时人对两词作不同义之理解并褒贬不一称为「一个奇怪的现象」。其实，时人对这两词作不同义的解释并不奇怪，是有其道理的。
戊戌时期，一些维新人士倡言「民权」时，常有一流行的说法，即「民权」意味著「人人有自主之权」，或者说，「人人有自主之权」是「民权」的体现形式。欧甲说：「变之自下者何，泰西诸国是也。当美、法之民之大变也，全球震荡，民智豁开，欧洲诸国，人人知有自主之权，人人知有当为之事，而哗然而起，英民尤甚。……迨其後，民气日昌，民权日重。」何启、胡礼垣也说：「凡以善善从长，止问可之者否之者人数众寡，不问其身份之贵贱尊卑也，此民权之大意也，其所以为此者，则由於人人有自主之权之故。」
平心而论，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其涵义实不太明确。何谓「人人有自主之权」？梁启超1896年在〈论中国积弱由於防弊〉一文中解释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而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王仁俊则解释说：
西人之言曰，彼国行民主法，则人人有自主之权。自主之权者，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守其所应有之义，一国之政，悉归上下议院，民情无不上达，民主退位与齐民无异，则君权不为过重。噫此说也，是言其利也。然不敌其弊之多也。即如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乃选举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治得乎？
比较而言，梁氏的解释便不及王氏明晰。梁氏仅说「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但以甚麽来作为确定「当为之事」与「应有之利」的法则呢？又以甚麽形式或程序来实行「人人有自主之权」呢？则语焉不详。而王氏认为「自主之权」的前提条件是「行民主法」，「当为之事」与「应有之义」（即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并通过代议制来实现「民情无不上达」。看来，王氏的解释更接近西方民主政制的原则。虽然王氏因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其文又被收入《翼教丛编》，而被研究者视为「维新派」的「对立面」，但治史者尊重历史事实，则不应忽视王氏的这一见解。
值得指出的是，王仁俊强调「民主退位与齐民无异」及美国公举「监国」之弊，也表明他理解的「人人有自主之权」即指美国式的民主。王氏的这一认知，又恰与思想激进的谭嗣同的有关看法相近。谭氏《仁学》写道：「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如墨子所谓『选天下之贤者，立为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图存，斯信义可复也。」按谭氏的说法，实现「人人自主」的前提，正是废除「君主」而选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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