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此处所言的「政仍民主之」，亦大体符合democracy之本义。

三

　　按史学界通常的说法，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维新派」的对立面。张氏曾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这些言论早作为其「反对民权」的「铁证」而被广为引用。不过，要弄清张氏反对「民权」的用意，尚须将这些言论置於一定的语境（context）中加以剖析，弄清楚张氏对「民权」的认知。

　　张之洞是如何理解「民权」的呢？《劝学篇　内篇　正权第六》对「民权」作过如下诠释：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於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张氏诠释的「外洋民权之说」可归纳为三个要素：一、实行议会制（「国有议院」）；二、民众有议政的权利（「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三、任何人都要受法律的制约（「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戊戌以前，国人多视「议院」是起「通上下之情」的谘询作用，而张之洞已认识到西洋议院具有「议事之权」与「立法」权，其《劝学篇　内篇　明纲第三》称：「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劝学篇　内篇　正权第六》称：「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可见张氏对议会政制的认知水准，并不比某些维新人士低。特别是「君民皆不得违其法」的原则，已经具有限制君权的重要意义。正如对西方自由主义颇有研究的霍布豪斯（L. T. Hobhouse）所言：「自由统治的首要条件是：不是由统治者独断独行，而是由明文规定的法律实行统治，统治者本人也必须遵守法律。」参之时人对西洋民主政制的认知，张氏所诠译的「外洋民权」三要素，也大致不错。甚或可以说，张之洞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外洋民权的实现，是因为确立了包括议会、法治在内的民主政制。这一认知，与前揭崔国因对欧洲各国民主政制的看法也较接近。

　　张之洞的上述诠释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强调「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正是为了说明所谓「民权」是由各种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第二，举出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作为反对倡言「民权」的理由，又举法国为例来证明「民主」乃迫不得已之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後，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国」。这些看法恰好说明张氏认为将导致「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的「民权」（即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正相当於陈炽所说的「犯上作乱之滥觞」的「民主」。时人论及「民主」的特徵，也无一不强调「民主者权落於下」（许庭铨语），「民主者权偏於下」（郑观应语），「美国民权太重」（薛福成语），也与张之洞所反对的「民揽其权」意思相同。

　　不难看出，张之洞之所以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於「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在张氏看来，「人人有自主之权」或「民揽其权」则必然演变成为「犯上作乱之滥觞」的「民主」──这不仅是张氏也是「改良派」所反对的。

　　外来词汇进入中文词汇初期，国人产生误解乃常见之事。「自由」一词在中国的命运便颇具典型，常常被误解或曲解为「为所欲为」、「自由散漫」之义。故精通西学的严复在1902年发表的〈主客平议〉一文中指明：「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既强调个人的权利也指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并特意将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论》（On Liberty）的书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正是为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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