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言及民权与议院的关系时亦说：「或曰：民权固有弊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後议之，今非其时也。」在他看来，只有等到学堂已兴、人才已盛之後，才谈得上开议院、兴民权。至於是先开民智後兴民权，还是通过兴民权来开民智，自近代以来，国人便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一致意见，颇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这倒是值得学者深究的一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时期，康有为同样认为在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之前是不可「言民权」的。他在百日维新前夕即指出：「民智未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必以学校为本。」百日维新中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一文，更是强调说：

夫议院之义，为古者辟门明目达聪之典。泰西尤盛行之，乃至国权全畀於议院而行之有效，而仆窃以为中国不可行也。盖天下国势民情地利不通，不能以西人而例中国。泰西自罗马教亡後，诸国并立，上以教皇为共主，其君不过如春秋之诸侯而已。其地大者如吾中国两省，小者如丹、荷、瑞、比，乃如吾一府。其臣可仕他国，其民可游外邦，故君不尊而民皆智，其与我二千年一统之大盖相反矣。故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故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

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康氏这一基本观点。在康氏看来，在民智未开之前就开议院、言民权，必将成为「取乱之道」，甚至「自亡其国」。这类言论，与张之洞所说的「民权」（即「人人有自主之权」）一倡则将「乱民必作」、「大乱四起」又有多大的「对立」呢？

　　不仅康有为主张戊戌期间不可「言民权」，另一维新人士夏曾佑甚至认为中国「言民权」乃三百年之後事。他说：「民权之说，众以为民权立而民智开，我以为民智开，而後民权立耳。支那而言民权，大约三百年内绝不必提及之事也。」对中国「言民权」的前景颇感悲观。维新人士麦孟华则主张当务之急是「尊君权，抑民权」。他说：「中国非民权不立之为患，而君权不立之为患。」「中国之民未能自事其事，即不能自有其权，未能事事而畀以权，则权不在秀民而在莠民，故今日之中国莫若尊君权便。」而历来被一些论著视为「张之洞一派」，并在《时务报》的「办报方针」上与梁启超有所谓「路线斗争」的汪康年，却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倡言「今日而参用民权有三大善焉」，「必民权复而君权始能行」，中国「非用民权不可」。那末，按照既有的研究思路，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汪氏受「维新派」的影响而倡言兴民权，还是麦氏受「洋务派」的影响而主张抑民权呢？看来，历史的真象并非如後来的研究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当然，康氏不同意「言民权」，麦氏主张「抑民权」，其用意大概主要是为了避免授守旧者以口实而减少变法的阻力，但张之洞反对倡「民权」（即「人人有自主之权」）又何尝没有这一层用意呢？已有的研究，比较强调「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和政治对立，但从对「民权」、「民主」的认知来看，「维新派」与「洋务派」并非泾渭分明，相互胶著纠结之处甚多。看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所谓「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和政治对立，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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