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即王氏所说的「行民主法」。欧甲虽然没有明确说「人人有自主之权」即指美、法式的民主，但至少指明是受「美、法之民之大变」影响而产生的後果。「人人有自主之权」也确是被人理解为美国式的民主，如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申报》所刊〈译旧金山气孙君论〉，称美国「有民人自主之明例」，「为民自主之国」，即是一个明例。何启、胡礼垣认为「民权之大意」即「人人有自主之权」，与王仁俊的见解有异，但其关於「议院者，合人人之权以为兴国之用者也」的看法，则又与王仁俊所说的「一国之政，悉归上下议院，民情无不上达」意思相近。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看到了欧美各国，不论是「民主」还是「民权」，最重要的是建立立宪政制。
时人对「民主」的认知，确有不同理解，歧义较多。南学会开讲时，就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或谓西国民主之制可行於中国，此非本朝士子所忍言也……吾知吾君之不可弃而已。变君主为民主，将置我君於何地乎？此一说也。」「又有谓倡民主之义者非必欲变为民主也，但以减轻君主之压力，以伸民气而御外侮，於是而君主安若泰山。是倡言民主之义者，正所以保君权也，此又一说。」前一种说法，是指废除「君主」的「民主」，而後一种说法，所谓「保君权」的「民主之义」，实际上等於梁启超所说的与「君权」合「则情易通」的「民权」。
如前所述，晚清士人受经书的影响，常以为西洋民主政制，不过是中国「三代之治」遗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卷十二中所说的「尧舜为民主」，「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便是一显例。而被视为「保守者」的王仁俊反倒比康有为更明白「民主」的真意，他指明：「立民主，非禹汤文武之法也，西法也」，「华盛顿、拿破仑，民主中之杰出者也」。出生官宦世家的孙宝 ，戊戌时期曾极力主张「开民智」、「扶民权」、「开议院」。他对「民主」的认知，也表示了与王氏相同的见解：「尧、舜曷尝民主？君主之最知公理者耳，私相授受，岂如华盛顿立公举之法？世以为民主，失真矣。」「故尧、舜虽公举，不免为君主，无公议法也。英、德虽世及，无害民主，下有权也。」在孙氏看来，西方的民主，并不只是体现为公举元首，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公议法」，即建立立宪政制，其理解的「民主」也较接近democracy之本义。孙氏批评康有为以「孔子改制」附会民主、议院，不过是一种「新奇之说」，实则并不懂得西洋的「事理」。「孔子伪造，何妨并议院造之，而所造者仅知公理之君主乎？」「要之，伪造之说出於康长素，彼欲以新奇之说胜天下，而不考事理。」他甚至对康氏之说表示了不能容忍的态度，「故吾谓长素教派，三圣之仇敌，公理之蟊贼，吾故辞而辟之，使天下人知其说之非，而不误中其祸，则幸甚」。孙氏对康氏的这一指责，似乎与「守旧派」、「洋务派」反对「维新派」的某些言论并无二致。不过，康氏《孔子改制考》对「民主」的认知，并不比王、孙二人高明。
上述表明，戊戌前後，既有人对「民权」与「民主」的涵义作了不同义的解释，又有人将两者相混淆。《国闻报》曾发表〈民权与民主不同说〉一文，专门辨析两词的不同涵义。言及「民权」时说：「泰西各君主之国皆予民以自由而设律以定之，故其国日大，其君日尊」。释「民权」为「予民以自由而设律以定之」，恰符合日文「民权」之本义。将「民主」释为「总统」：「夫民主者，衣服饮食与齐民同。美国俸仅五万，权在议院，民主仅拱手画押而已」，「其任也，或一年两年或三年，美止四年止矣，退则复为民为商，不得复为民主」。
梁启超在戊戌後也一再强调「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不可「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并认为他们所倡言的「民权」之所以为当道者不容，正是因其对「民权」的涵义产生了误解：
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於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而谓言民权者，必与彼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
梁氏所言，自有道理。他之所以反覆强调「民权」与「民主」的区别，旨在表明其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制，而非共和立宪政制。事实上，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均是西洋的民主政制，皆通过议会制度及各种法律规范来体现所谓的「民权」，此即梁氏所言「两者同为民权」。对此，曾出使欧美的崔国因早在1892年即已指明，欧美各国政体虽有不同，但都是一种体现「民权」的民主政制。他说：
欧、墨洲各国均设议院而章程不同。美之议绅均由民举，不分上下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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