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族诞生前应是处于一种部落分散、各有君长、总不相一的状态，及古高句丽在富尔江流域形成后，该族各部形成了一个范围并不太大的部落联盟，其盟主就是沸流国国王（酋长），松让所说的“我累世为王”即指沸流国累世为古高句丽部落联盟的酋长。有人把“累世为王”理解为沸流国已是奴隶制国家并实行国王的世袭制是错误的。
笔者还要进一步指出，古高句丽虽然已形成部落联盟，但这一联盟的领域还没有包括原高夷的全部地区。西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共有三个县，即高句丽县、上殷台县和西盖马县，古高句丽族的分布区应仅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其它两县所辖应是尚未融入高句丽族的高夷部落或貊人部落。即使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也还分布着梁貊（今太子河上游一带）部落，而梁貊融入高句丽已是晋代的事了。关于古高句丽同西汉地方政府的关系，《三国志·东夷传》有一段记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名城也。”关于“汉时”发生上述之事，成书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东夷传》中记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显然是错误的。《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此“辽东”非指城而是指郡，因为彼时辽东郡的首府是襄平，称“辽东城”是后来高句丽占领辽东郡以后的事；“玄菟城”无疑就是高句丽县县城，其遗址即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南的汉代古城。笔者曾考证，西汉第二玄菟郡是于昭帝六年前后在原辽东郡塞外地区侨置的，其辖区基本是古高夷（今浑江流域）和貊国（今朝鲜慈江道）故地。2因此，高句丽县的设置与汉武帝灭朝鲜并无联系，高句丽县令管理古高句丽是昭帝时的事。朱蒙建国以后，高句丽国取代了沸流部对古高句丽地区的统治。《丽纪》载有朱蒙派人攘斥靺鞨、“伐太白山东南荇人国，取其地为城邑”以及“伐北沃沮，以其地为城邑”的事，学界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朱蒙在位时高句丽的地盘已扩展得颇大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金富轼在这里说的“”应指北沃沮而言，但从彼时高句丽的国力来看，它不可能威服远在今延边地区的北沃沮，更谈不上征服乃至吞并。至于荇人国的位置，也不可能距沸流水太远，其中的“太白山”也不可能是今长白山。理由很简单：朱蒙在位时，西汉的玄菟郡还在有效地管辖着高句丽地区，高句丽之北不远的地方就是上殷台县（今通化县赤柏松古城）。考察历史，首先应对史料进行鉴别，做到去伪存真。
在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在位时，高句丽依然不甚强大，除了汉玄菟郡对其尚有相当的制约力外，北邻夫余国给它的压力也很大。据《丽纪》载，公元前6年，夫余王带素曾遣使请高句丽送交质子，为此琉璃王颇为害怕。为了远离高句丽县的控制和夫余国的威胁，琉璃王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但对距原首都纥升骨城（今桓仁东北五女山城）不远的黄龙国尚不敢得罪。据《丽纪》载，琉璃王为安民固邦，竟将结怨于黄龙国的太子解明赐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汉末年，由于中原多事而大大影响了对东北边郡的控制力，在高句丽迁都之前，西盖马县（今集安）业已内徙于辽东郡境，但上殷台县依然存在，王莽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曾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将上殷台改为“下殷台”。当然，由于王莽篡权后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政策，伤害了高句丽人的民族感情，激化了民族矛盾，使高句丽向着叛逆的道路愈走愈远。据《丽纪》载，在公元12年以后，高句丽“寇汉边地愈甚”，并于公元14年“西伐梁貊，灭其国（实为征服）；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自此，汉玄菟郡的大部分辖区已为高句丽控制，玄菟郡全部内徙于长城以内的辽东郡境。及高句丽第三代王大武神王时，首先于公元4年击败了夫余国。夫余国的王弟逃到鸭绿谷（今鸭绿江上游地区）杀海头王而自立国于曷思水（鸭绿江一支流），是为曷思王。夫余王从弟亦率万余人投奔高句丽，高句丽封之为王并将其安置于掾那部。又于公元26年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于同年12月句茶国王又“举国来降”，高句丽“由是拓地浸广”。自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开始，高句丽利用国内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山水深险、易守难攻的绝好条件，不断向周边发展割据势力，它的南界已达萨水（今清川江）北岸。及至第六代王太祖王时，公元68年，“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公元72年“遣贯那部沛者达贾伐藻那，虏其王”；公元74年“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虏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大致在太祖王执政之时，高句丽的五部疆域业已形成。其中部（亦称内部或黄部）为桂娄部，它是五部的中心，亦即国内地区，即王畿地区，为今集安市辖境，它是高句丽王直属的地缘部落，当是由夫余人（王族）、高夷人（盖马国、句茶国）以及貊人（大水貊）融合而成的；西部为涓奴部（亦称右部），该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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