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它既是进出鸭绿江水路的咽喉之地，也是辽东地区往来于朝鲜半岛的要冲所在，该县的陷落应是高句丽在向辽东及朝鲜半岛扩张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胜利。至美川王十六年（公元315年、西晋建兴元年）春二月，高句丽终于攻破了玄菟郡（今抚顺市浑河北岸劳动公园古城），并大肆杀获。彼时晋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崔毖阴结宇文部、段部和高句丽共谋攻慕容，企图灭之而三家共分其地，但廆采取反间之计而巧破三家联盟，并率军东攻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崔毖于美川王二十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冬十二月弃家率数十骑投奔高句丽，廆遣其子慕容仁镇守辽东，“官府市里，案堵如故”，8辽东郡遂为慕容氏所统。另外，《丽纪》有云，美川王二十年高句丽将领如孥曾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馀家归于棘城（今辽宁义县稍西）”。对“河城”的位置，学界无确解，《满洲历史地理·晋代之满洲》认为河城即侨置后的朝鲜县治，在辽西，其理由是：张统是侨置后的乐浪太守，由他去攻打河城，意味着张统在收复本郡之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说彼时因三家联盟而高句丽派兵临时驻札在辽西地区，也不可能拖带着千余人家进住河城，而从高句丽的国力来看也不可能将其势力延伸到棘城附近。因此，此河城应在辽东郡北部或玄菟郡境内。廆派张统率部征讨，是因为张统原是辽东人，对辽东的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故国壤王攻陷辽东、玄菟。美川王于公元331年死去，同年，其子故国原王（名斯由，又名钊）继位。在位初期的十二年中，先后“增筑平壤城”，“（加）筑国北新城”，“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加强了防卫力量，并“遣世子，朝于燕王皝光”。此时，慕容皝光为前燕国王，并于公元342年（故国原王十二年）冬迁都龙城（柳城改，今辽宁朝阳）。为消除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皝于这年十一月出兵五万五千亲征高句丽而大获全胜，“发美川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9自此之后，高句丽纳质修贡，称臣于燕，不敢窥视辽东。及至小兽林王于公元371年继父位之后，因前秦统治东北，秦丽关系颇好，辽东无事。然而到了故国壤王在位二年（公元385年）春正月，高句丽出兵四万而“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即在这一年的冬十一月，燕将慕容农率军收复了辽东、玄菟二郡。10
最后，好太王向辽东开拓疆域。好太王名谈德，是高句丽第19代王，故国壤王之子，“生而雄伟，有倜傥之志”。大约在好太王继位之初，就曾出兵攻取了玄菟、辽东二郡，这可由《好太王碑文》（下简称《碑文》）所载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好太王征讨碑丽之后取“襄平道”回军可证。但是，到好太王九年（依《碑文》应是永乐十年）春正月时，后燕慕容盛借口高句丽朝贡“礼慢”，便“自将兵三万袭之……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户而还，11无疑又收复了辽东失地。然而，好太王十一年（应是永乐十二年）局势又变，高句丽“遣兵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十三年冬十一月，高句丽又“出师侵燕”。12显然，宿军地处龙城东北，即今北镇一带，13宿军陷落，则辽东难保。学界认为辽东、玄菟最后被高句丽占领的时间是公元404年还是可信的。后来燕王慕容熙虽欲收复辽东，但并未成功。有的外国学者在探讨高句丽西部疆域时妄将龙城置于今凌源附近，将宿军置于凌源东部、大凌河西部，认为“到五世纪初，高句丽的西界到达凌源以东、大凌河以西，即热河东北地区”。14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高句丽军在宿军并未停留多长时间，亦即未将其纳入版图。还有人根据在朝鲜大安市德兴里发现的“幽州刺史”壁画墓的文字资料而认为高句丽于四世纪七十年曾在中国北部设置过幽州刺史以管辖“包括今辽河以西的辽宁省、河北省的北半部和山西省的东北部这样广阔地区。”15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至于对“幽州刺史墓”主人如何认识，后文略有涉及，此处不述。
三、高句丽北部疆域之变迁
高句丽之北部疆域，是指高句丽五部以外所占夫余的领土。夫余地处塞外，其疆域主要在今吉林省中部，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各种迹象表明，自大武神王大败夫余以后，夫余南部领土便已纳入高句丽版图。太祖王之母是夫余人，死后葬于夫余，太祖王曾于公元119年“幸夫余祀太后庙，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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