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高句丽北部疆域时，不能不涉及契丹同高句丽的矛盾问题。据《丽纪》载，小兽林王八年（公元378年）秋九月，契丹发兵侵犯高句丽的北边，“陷八部落”。契丹是位于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汇流处的新兴民族，彼时的领土已达今下辽河北段西岸地区，所侵“八部落”应是今辽北开原、西丰地区，该地区亦是夫余故地。及好太王继位的第一年（公元392年）九月，就“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17收复了失地。大概是为了更有效地阻止契丹人的入侵，以保北疆的平安，好太王于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又亲率大军征讨碑丽，过富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胜数”。18关于“碑丽”即契丹之一部（亦写作“匹黎”），学界无大异议，但其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则众说纷纭，其中就有太子河上游说、浑江流域说、浑河流域说、西拉木伦河说、赤峰西北说、甘肃西北说等。有的人认为，将高句丽作战地区说得愈远就证明高句丽愈强大，这种不负责任的治学陋习反映了一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治学心态，不是科学的东西，不足取。笔者认为，好太王如果真的率军远征西拉木伦河更西的甘肃西北而置慕容氏、百济国的威协而不顾，实在是太愚蠢了。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征讨不会走得太远。笔者认为碑丽应是位于今辽河西部的康平、法库、彰武一带的契丹部落，以辽河为界与高句丽的北疆相隔，所谓的“盐水”应是辽河西岸的某个支流（如秀水河、拉马河等），战斗是在辽河西岸进行的。考古界认为今沈阳东北蒲河上游棋盘山水库北岸的石台子山城、铁岭市东南汛河北岸的催陈堡山城、西丰县凉水碾盘河（清河支流）右岸的城子山山城等应是高句丽中晚期的山城，其修筑年代当在四世纪末好太王占有辽东前后。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而这些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等草原民族的入侵而修筑的。在高句丽的历史上，其疆域基本上没有超过辽河一线。在隋代辽河西岸的“武厉逻”，仅是一个孤立的据点或观察哨所，被隋军拔掉之后已不复存在。

　　关于好太王向北拓疆的伟业还有征讨夫余一事。《碑文》云：“廿年庚戌（公元410年）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城骈首归服。王赦宥，均追念王恩普处，于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味仇娄鸭卢……。”好太王所到余城即夫余城，应是其前期王城（今吉林市），作别的理解皆非是。理由很简单，这里有高句丽山城，如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三道岭子山城等。自吉林市往南，高句丽山城还有：辽源市的龙首山古城、工农山古城、城子山古城，盘石县的城子沟坝山城、纸房沟坝山城，东丰县的城子山山城，辉南县的辉发城山城等。在夫余故地南部所筑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的入侵，而北部的山城主要是防备挹娄（后来的勿吉）的入侵。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北端的“夫余城”与《碑文》中的“余城”是否同一城的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夫余的前期王城为今吉林市，后期王城为今农安是学界流行的说法，实应如是。但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向北到达的却不是这两座城，因为从各种迹象表明，唐朝军队作战的范围远未达夫余的王城，所到者仅是夫余南部故地而已；再说，农安和吉林市在唐代也不再属于高句丽所管之地（详见后文）。薛仁贵拔一夫余城而使“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19这扶余城无疑应在扶余川最南部。近来王绵厚同志提出今柳河罗通山城即“余城”的主张，颇有道理。但是，此城何以叫做夫余城，笔者却有自己的看法：这座城很可能是公元494年（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安排降附的夫余王而命名的。所谓“夫余川”，自然指的是诸如柳河、三统河、辉发河及各支流而言的。夫余乃是被勿吉所逐而亡国的（详见后文）。勿吉占领了夫余的两个王城后，高句丽的北部疆界应为今铁岭、开源、西丰、辽原、盘石、辉南一线。

　　四、高句丽东北至东南疆域之沿革

　　此处所说的疆域指的是今延边地区而至朝鲜半岛东部地区，亦即古代沃沮、东秽之故地。高句丽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东已达不咸山（长白山）北麓，向南已达萨水（清川江）上游，其东南则是盖马大山（狼林山脉）。如此，才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条件，但高句丽向盖马大山以外地区的发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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